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60华诞。60年来，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化中期国家，经济建设取得了卓越成就。在这个卓越的成就里，国家出资企业的贡献不可磨灭。而在国家出资企业的发展历程中，其利润分配制度的变迁可圈可点，每一步的变迁都折射着国家出资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改革发展的进程。本文将对60年来国家出资企业的利润分配制度做一个回顾和梳理，总结经验，以利发展。
改革回顾
国家出资企业是指国家出资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以及国有资本控投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家出资企业在名称上经历了国营企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以及国家出资企业的转变。相应地，国家出资企业利润分配制度也在不断调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出资企业分配制度经历了统收统支、放权让利、利润留存和利润分类上交四个阶段。
（一）统收统支（1949～1978）。建国后的经济恢复时期，国营企业实现利润全额上交。“一五”时期，国家实行企业奖励基金和超计划利润分成制度，企业自主财力扩大，但受“左”的思想干扰，企业未能有效使用这笔资金，这一时期国有工业企业留利占实现利润的10.2%。为弥补“大跃进”造成的巨大损失，国家在三年调整时期取消了利润留成办法，恢复企业奖励基金制度，期间国有工业企业留利占实现利润的3.8%。“文革”期间，国家取消企业奖励基金制度，企业实现利润基本全额上交，国有工业企业留利仅占实现利润的0.17%。总之，1978年以前，统收统支的分配体制严重影响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二）放权让利（1978～1992）。1978年11月，国务院批转了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试行企业基金的规定》，对独立经济核算的国营企业、基本建设单位和地质勘探单位试行企业基金制。企业基金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但由于企业基金的提取没有同企业的经营成果和贡献大小挂钩，其对企业生产经营积极性的调动并不充分。
1979年7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1980年1月，国务院批转原国家经委、财政部《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利润留成试行办法》，规定利润增长的40%留企业，60%交国家。利润留成制度把企业的经济利益同经营成果紧密结合起来，但利润留成比例不合理，普遍存在争基数现象。
1983年4月，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规定有盈利的国营大中型企业根据实现的利润按55%的税率缴纳所得税，企业税后利润一部分上交国家，一部分按照国家核定的留利水平留给企业。第一步利改税将政府与企业的分配关系纳入法制化轨道，较好地体现了“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的原则，但由于税种单一，难以发挥税收调节的杠杆作用。
1984年9月，国务院同意财政部《关于在国营企业推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的报告》和《国营企业第二步利改税试行办法》，把工商税按性质划分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盐税四种税，对某些采掘企业开征资源税，恢复和开征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四种地方税，对盈利的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对国营大中型企业征收调节税等。第二步利改税改革，是国家与企业之间分配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也是工商税收制度上的一次全面改革。它的不足之处在于：税利不分，企业所得税税负偏重，税前还贷加剧投资膨胀。
1988年，国家开始进行税利分流试点，其基本内容是：国家作为社会管理者，先向内资企业征收33%的所得税，然后再以国有资产管理者身份参与国家出资企业税后利润分配。同时，逐步减免并取消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税利分流初步明确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和风险分担机制，为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创造了条件，缺点是一些亏损或微利企业在税利分流改革中出现困难。尽管如此，税利分流试点还是为全面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奠定了基础。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成功，为举步不前的城市国有企业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1982年，首钢开始实行上交利润递增包干办法。1987年，国家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1990年又实行第二轮承包。承包制促进了市场机制的发育和形成，为间接调控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出现了承包企业短期行为严重、国有资产流失、财政收入增长缓慢、重复建设和地区分割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