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对会计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对若干异议的评述和回答[2]
简介： 摘要：本文从一个看似简单却难以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要对会计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出发，针对置疑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相关性、必要性和有效性的观点分别进行反驳，认为会计与道德是相关的；学校的会计职业道德 ...
会计与道德不相关的第二种解释具有更大的迷惑性。这种迷惑性表现在于理论上的深厚渊源。相对于第一种解释中过于浅白的技术与道德的区分，第二种解释则直接来源于古典的经济学思想。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似乎告诉我们：个体出于自利的市场行为会自然导致社会全体成员财富的充分涌流。当代新古典主义主流经济学也继承了伦理不涉的经济学思维，以建立和发展“冷冰冰的科学”为鸿图（韦森，2002）。而以经济学为主要理论基础的会计学也存在过于关注效率维度而忽略伦理维度的倾向。例如对于“盈余管理（earnings management）”，斯科特（William R.Scott）在其《财务会计理论》第一版中就主要持“好”的论调，理由是它会降低企业契约成本并能传递出管理人员有关未来收益能力的内部信息。这种迷惑性还表现在于现实中的众多实践者。无论是在我国的初级市场经济，还是在欧美的发达市场经济，近一段时间相继爆发的财务丑闻暴露出市场、政府、法律对此长期的纵容与反应迟钝。管理者为达到个人目的的创造性会计行为（creative accounting）曾被贴上为公司利益服务的标签，注册会计师损害独立性地提供咨询、避税服务也曾被认为是市场创新。对经济繁荣的过度追求为个体的投机行为找到了很好的掩体，习惯于从“实然”推出“应然”的人们自然得出会计与道德无涉的结论。
市场经济与道德无关的观念是对市场经济的片面理解。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其实早在亚当·斯密那就得到了的回答。被认为是自由放任经济学鼻祖的亚当·斯密实际上也是伦理学家，在写出《国富论》的同时，也写出了《道德情操论》。他认为人有自利与同情两种基本情感，《国富论》论人的自利形成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而《道德情操论》则将同情贯穿始终。在斯密的语境中，“同情”存在着双重的规定性：一是主观个体美德，即“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成为市场经济中个人所应具有的基本人文气质与道德精神；一是客观社会伦理关系及其主观情感体验，即彼此均是具有平等自由权利及其主观情感体验的存在者，这也就是构建市场经济正义性的方法原则：契约自由，平等互惠，自利利人（高兆明，2005）。因此，市场经济应是与道德相关，道德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指引。只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道德不是要求个人要具有多高尚的道德品质，而只需要个人自利的同时也保持对他人权利和公共规则的尊重；这种道德也不是只要求个人的德性，而是更注重要求制度的伦理性，即制度对市场经济中个人平等自由权利的保障。
现实的市场经济并非是完美状态下的，存在着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这在资本市场中表现得特别严重。资本市场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中小投资人、债权人或其他外部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受到公司大股东、管理者或其他内部人员的损害，使市场经济基本的伦理基石受到腐蚀，而会计正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主要制度安排，它向外部信息使用者提供财务会计报告，以此来保障信息弱势群体的权利不受侵害。可以说，会计这种制度安排正是市场经济制度伦理性的主要体现，因此，会计与道德必须相关，即会计制度的制订和执行首先应是符合伦理的、公正（justice）的，否则就会威胁市场经济的存在及健康发展。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会计发展史中找出众多的例证，西方财务会计普遍接受“真实和公允”（true and fair）作为会计准则的基本道德原则（葛家澍、林志军，2001）；美国公认会计原则（GAAP）在制订过程中采用允当（due）程序；安然事件后美国为重拾投资人信心而颁布《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其中规定：提供不实财务报告的，有可能将被处以10年或20年监禁的重刑，等同于持枪抢劫的最高刑罚……。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斯科特《财务会计理论》第三版中对盈余管理态度转变上体味一下，他在前言中提到：“我改变了有关盈余管理内容的一些论调……也指出盈余管理 ‘坏’的可能性，即它被有目的地用于影响投资者对企业的预期，从而抬高股票价格。后一种可能性将受到更大的关注，尤其是当股票市场被认为并不像我们过去所相信的那样有效时。”
总之：会计与道德相关，即从“实然”的角度，会计人员从事会计活动会遇到道德问题，从“应然”的角度，会计制度的制订和执行首先应符合基本伦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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