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几点思考[2]
简介： ——减税比降息更直接自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态势处于长周期中的减缓期，过去偏高的投资率、偏低的消费率、偏大的贸易顺差对经济增长形成的拉动效应不可持续。若不能通过现阶段结构性减税有效解决经济结构失衡矛盾，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将陷入明显的深度衰退。笔者就我 ...
三、减税的可行性
（一）从财税收入看
2011年我国财政收入103740亿元，同比增长24.8%，达到2007年的财政收入51304亿元的两倍，财政收入四年翻番；税收收入近9万亿，同比增长22.6％，税收占GDP比重超过19％。其中，企业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8.7％，增速高达30.5％。而2008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就提出结构性减税，三年过去了，税收不仅没减，反而快马加鞭往上增，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主要是说得多，做得少。减税行为进行得较为碎片化，比如给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提高他们的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减免金融借款合同的印花税，以及免除蔬菜流通环节的增值税等等都是非常小的税种，在财政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
一般情况下，税率越高，政府的税收就越多；但税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即税基减小，反而导致政府的税收减少。
金砖五国标准税率平均值为15.7%。俄罗斯18%、中国17%、巴西17%、南非14%、印度12.5%。为遏制我国经济增速下行颓势，大幅度降低增值税税率，不妨从现行的17%降到12.5%。当年印度经济刺激计划只有四十亿美元。相比我们的四万亿，只是小菜一碟。在没有政府大规模投入情况下，可以达到7%的高增长，这说明这个国家很不一般。此外，印度的地理位置非常差，基础设施差，文盲率高，种族关系比较紧张。即使是存在这样和那样的不足，它仍然取得如此好的成绩至少在税收方面值得借鉴。
（二）从国际经验看
美国历次经济危机的缓解都伴随着华盛顿当局上千亿美元不等的巨额减税措施，里根等三位总统都是大力减税的总统。而罗斯福总统由于提高税率，从而延长了大萧条持续的时间。法国上世纪70年代中期后把流转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从40%多降至20%左右，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从40%多升至60%多。同时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并成为经济增长点。而日本政府在1997年把消费税税率由3%提高到5%。此举导致了日本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的增长速度由1996年的2.9%和4.3%下降到1997年的1.1%和-5.6%。日本政府的增税政策使日本经济由回升转入经济停滞。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减税措施。根据经济模型测算，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我国GDP增长率平均增加0.3--0.4个百分点。由于中国经济保持着年均两位数的高增长，来华的外资企业呈爆炸式增长，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也水涨船高。1979年至1991年，13年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仅为251亿美元，而去年的金额已达1160.11亿美元。
综上所述，在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政府应当削减开支，出台减税政策以稳定和刺激经济增长，帮助企业尽快渡过难关，才能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
四、减税的紧迫性
我国经济确实存在诸多结构性失衡，如从需求结构上，金融危机前我国经济增长过多依赖外需，目前虽然有所改观，但仍主要依赖内需中具有中间性质的投资需求，而不是具有最终意义的消费需求；产业结构上，我国过多依赖大规模、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而不是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要素分配结构上，更多的收益流向资本和权力拥有者，而不是劳动者。原因是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忽视，甚至纵容这些结构性失衡的加剧。若不能通过现阶段结构性减税的有效解决，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将陷入明显的硬着陆。因此，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既符合“充分利用税收政策调整我国经济结构”的目的，又符合凯恩斯需求理论的“逆经济周期规则”，可以说，是我国现阶段在遭遇全球经济危机之后稳增长的一剂良方。
对此，政府要把结构性减税作为一项基本的和长期的财政政策。同时，减税必须明确路径图和时间表。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隔靴搔痒，集中于一些税基比较小的税种。从“落实结构性减税”到“完善结构性减税”，强化政府对税务部门监督检查，要像调控房价、实施限购令那样。及时发现和纠正政策不落实、落实不及时、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对执行不力的单位和个人，实行首问负责制、责任追究制。确保各项减税措施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与此同时，减税还要防止相关部门明减暗增，“以费补税”的情况发生。
（一）刺激消费重减税
经济增幅的下滑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需求最终由购买力决定，既然没有最终购买力，消费也没有，哪来的需求？消费仍是经济增长第一动力。因而在三大结构失衡中，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是关键。长期以来，消费不足的“短腿”始终得不到有效弥补。要限制不合理收入、规范隐性收入、保证中等收入阶层消费能力等方面多管齐下，创造一个公平的收入分配环境。只有收入分配更倾向于普通民众，消费的需求才可能扩大，大规模的消费升级才会激发服务业的广泛需求；只有收入分配倾向于更具有市场创新意识的中小企业而不是有权势的利益集团，而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必将使得更多劳动者获益，消费社会的广泛形成也就有了基础。
世界知名调查机构ECA国际在全球45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印度人的工资增长最高，实际年工资增长7%。而全亚洲范围的工资实际增长约为3.6%，几乎只有印度的一半。实际上，印度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从1999年以来连续多年高于GDP增长。也正因为如此个人实际收入增加有力支撑了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印度居民家庭消费占GDP比重达55%左右，而我国消费的GDP占比才40%。
因而，加强个税改革迫在眉睫，个税扣除项目应尽快进入家庭。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人所得税可以充分考虑一个家庭的实际支出情况，公平地衡量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对居民加大个税减负力度，上调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增加居民的实际收入，培育壮大我国的中产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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