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各界围绕提高“两个比重”、优化分配格局出现了很多研究和讨论，也开出了很多“药方”。相关的分析中，一些观点与结论存在偏颇，特别是对于财税改革的“药方”往往缺少针对性的精准把握，甚至是南辕北辙。我们围绕“近十年来我国政府和企业部门分配份额呈现双增加态势，而住户部门的分配份额则有所下降”、同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这一现象，从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在其中的各自责任切入，分析现行财税体制的不足。显然，经济发展阶段、市场机制不够健全可以说明我国和发达国家收入分配格局的差异，但是却不能说明我国近十余年间“两个比重”下降的趋势。
严格地说，税收超GDP增长不是“两个比重”下降的原因，而是同一事实在不同领域的表现。税收等财政收入的高增长，特别是超GDP增速的连续高增长，首先就表现为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占比的增长趋势；其次，我国的纳税人目前仍以企业、组织为主，税收持续高增长，也反映出企业、组织行为的活跃以及收益的增加，传递到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自然表现为企业部门的强势。因此，“两个比重”下降是税收等财政收入及企业收入超GDP增长的国民收入分配的表现，两者是一件事情的两个角度的表述，背后的原因是相同的。
在分析解释原因之前，需要明确三个前提性认识：
第一，我国狭义宏观税负总体水平（财政收入/GDP）并不高，但因涵盖面不全，还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相对全面的广义宏观税负的高低，我国不仅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年均水平。
第二，自1996年以来的财政收入超GDP增长是在改革开放前期十余年持续低于GDP增长而使财政收入/GDP比重从30%以上一路跌落至1995年10.35%最低点后的带有恢复性的增长，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前面的“减税让利”、“放水养鱼”措施，带来后面的财源建设“收获期”的表现。
第三，这种超GDP增长是在屡次降税、增税政策甚少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有税制之外的因素决定了税收超GDP增长以及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和企业占比的双增格局。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同的正面解释主要包括：
人口红利。我国在弥合“二元经济”的当下阶段，正处于“人口红利”的集中爆发期。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低廉优势已经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同时较低的抚养比，在人口老龄化高峰未到来的阶段上，产生“人口红利”，其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丰裕的劳动供给、剩余劳动力大军的存在，相应带来劳动力成本低下的比较优势。尽管近年来我国劳动力成本已有所上升，但劳动者工资水平整体上仍然处于较低位置。而且，城乡二元格局未变而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因素使得中国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可继续在较长时间内为城镇工业化进程提供较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人口红利效应还将有一段时间的释放，并表现为影响劳动占比走低、其它两项占比可能走高的因素。
城镇化。城镇化对于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非同小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显示，1992年―2008年是我国城市化与城市发展的空前活跃期。到2008年底，全国城市总数达到655个，比1991年增加176个，增长36.7%，平均年增加11个。城镇人口比1991年增加90.3%，平均每年增长5.6%。城市化率提高到45.68%，比1991年提高19个百分点。高速城镇化不仅是城镇数量与规模扩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城镇结构和功能转变的过程，极大地拉动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带来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的活跃，继而推动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房产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等税种收入的大幅增长。
产业转型红利。1994年全面工商税制改革至今，我国产业结构还一直处于调整变化和升级之中。截至2008年底，第一产业占比由1994年的19.8%下降到11.3%，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分别提高了2和6.5个百分点。这种产业结构演变与发展趋势和税收制度结合来看，就是轻税或无税产业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税基稳定、税源充裕产业的比重则持续上升，助推了税收收入的高增长。
企业效益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高增长的微观表现之一是企业经营效益的不断向好，随之带来的利润高幅上涨可以部分解释税收超GDP增长。1994年至2007年，我国企业所得税年均增长率为23.6%，远远超过GDP增长速度，成为带动税收高增长的因素之一。
非税收入部分转预算内。随“综合预算”改革推进，“预算外资金”概念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原来不在财政收入正式统计数字内体现的一些非税收入，转入了预算内。这也是财政收入/GDP比重名义指标向上提升的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