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滑所得税税负动机的盈余管理研究   公司对存货后进先出法和先进先出法的选择方面，由于要求公司财务会计、税收会计要具有一致性，很多公司出于税赋目的而选择后进先出法。当公司预计存货成本会提高时，选择后进先出法可以降低所得税的税负，从而间接地增加现金流入。该方面的研究表明，倾向价值最大化的公司管理层会选择后进先出法。Cloyd(1996)等研究所得课税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检验公司是否出于纳税考虑而采用激进的会计政策，同时选择与此相应的财务报告处理方式使二者趋于一致，尽管账面税金和实际纳税额并不要求一致，但通过上述方法的应用，可以提高国内收入署允许其采用这种税务处理方法的可能性。同时发现，当避税带来的利益明显超出了预计偷税的成本时，公司就会选择一致的财务报告方法。Jennings等(1996)在判断后进先出法是否造成了损益表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时，发现采用了后进先出法的收益表和资产负债表比没采用的资产价值更高。Kevin Holland 与Richard H．G．Jackson（2004）在“盈余管理与公司税”一文中研究分析了公司递延所得税储备的情况，认为在考察期的公司可能有很强的激励进行盈余管理，片面地披露延迟税储备（即不足或过度递延纳税储备），并发现不足或过度操控递延税储备的规模在经济上的显著性。

    （二）最小化所得税税负动机的盈余管理研究   Dhaliwal & Wang(1992)论证了那些受最小化所得税税负动机影响的公司，一般会通过跨期转换盈余来使所得课税对可选择最小化所得税税负的影响最小化，以调整财务会计数据。Boynton，Dobbins & Plesko(1992)对美国1996年税收改革法案中公司可选择最低税收账面条款而可能作出的盈余操控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公司在最低税收账面条款的第一年使用主观应计部分减少盈余。同时发现，实证结果与公司规模有统计上的相关关系，只有小型公司操纵可控应计项目。但其研究结果并不像Dhaliwal & Wang的研究结果那样令人信服。这可能与他们使用的是估计的可控应计项目(不是可控应计项目总额)或者样本数量太小有关。Charles E. Boynton等（1992）针对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中，公司可选择的最低税负条款而可能做出的盈利管理反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美国公司1987年确有通过会计政策选择与应计制手段的使用来减少了部分盈余。Guenther(1994)研究了在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影响下，降低税率对公司当期财务会计应计项目的影响。这些公司都是采用税收和财务报告目的的应计制会计。研究发现，公司出于平滑不同期间所得税税负的考虑，会通过应计项目把净盈余从高税率会计期间调整到低税率会计期间。

    以降低所得税税负为基础对会计政策选择进行研究的另一个分支，是Harris(1993)检验了税率变化对跨国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尤其是1986年税收改革法引起了跨国公司将盈余输送到美国。研究发现，那些有很大弹性可以转移更多盈余的公司的确如此。除此之外，Collins等(1998)认为，当美国跨国公司面临外国的平均税率高于本国税率时，这些跨国公司比其他跨国公司更容易作基于所得税负的盈余转移。Jacob(1996)通过区分跨国盈余转移是基于对当地报告收益的判断(包括经营的地理位置)还是通过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对Harris(1993)的分析进行了拓展研究，发现了跨国公司运用转移定价进行盈余转移的有力证据。

    公司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也会发生成本，除了要面临未来可能的法律风险外，一项直接的成本便是所得税成本。当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增加利润时，往往需要为此多支付所得税。因此，管理层在进行盈余管理时，经常面临着财务报告成本与税收成本之间的权衡。财务报告成本，是指由于公司未能达到合意的利润目标而引至的成本，含公司融资成本提高、债务契约提前终止、政府管制力度加强等。税收成本是指由于公司管理层操控盈余，认为人为增加利润而导致的所得税支出的增加。

Shackelford and Shevlin（2001）和Erickson,Hanlon ang Maydew（2004）的研究在考察公司所得税税负成本与财务报告成本的权衡时，假定盈余管理行为一定会导致所得税负的变化。许多研究表明，所得税成本确实影响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具体地说，公司所得税税负（实际所得税税率）越高，盈余管理的收益越低，则公司越没有激励进行盈余管理，即所得税课税的负担成为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及相关会计政策选择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对于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差异，由于有些业务仅仅影响会计利润总额，而并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这使得某些盈余管理行为并不一定导致所得税费用的变化。Phillips等认为，盈余管理之所以不会必然导致所得税费用的增加，还由于财务会计制度比税收制度更加灵活，从而公司管理层在操控盈余时，并不一定带来所得税费用的变化。就我国而言，税法规定企业在变更固定资产折旧政策时，须经过税务部门批准方可计算应纳税所得额，若企业折旧政策变更未经税务管理部门同意，则虽然会影响到会计利润总额，但须进行纳税调整，因此并不影响应税所得额，这种差异即非应税项目损益。如果公司主要通过调节非应税项目损益来操控利润，那么其盈余管理活动就不会导致所得税税负的上升。如由于我国税法规定，存货跌价准备不允许在税前列支，因而当公司通过大量提取存货跌价准备调减利润时，公司的应税所得不会因此而下降；当公司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在以后转回时，应税所得也不会因此而增加（高金平，2001）。当然，并非所有的盈余管理行为都可以避免所得税费用，例如，当通过操纵销售收入的方式调增利润时，公司的所得税费用将会相应上升。

    这表明，由于非应税项目损益的存在，盈余管理并不必然导致所得税费用的增加。Klassen（1997）认为，在考察财务报告成本与税务成本的权衡时，若不考虑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差异，有可能会导致有偏的回归结果。然而，到目前为止，鲜有研究将盈余管理区分为应税项目和非应税项目管理，并考察其对盈余管理的影响（Erickson,Hanlon and Maydew,2004）。叶康涛（2006）在该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究。他以中国200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时，就财务报告成本与所得税负成本的权衡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幅度越大，则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差异也越高，即上市公司通过操控非应税项目损益，以规避盈余管理的所得税负成本；他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上市公司通过非应税项目损益规避盈余管理的所得税负成本主要发生在高税率组别，而低税率组别的上市公司则没有呈现出这种特点；此外，上市公司主要通过操控长期应计利润项目来规避所得税税负成本。但是，叶文的研究也表明，上市公司通过非应税项目损益规避的盈余管理的所得税税负成本较为有限；他还发现，高税率公司存在较为强烈的通过非应税损益项目规避所得税的动机。

    （一）所得课税假设的提出   报酬契约、债务契约和管理报酬三大盈余管理假设均围绕企业会计利润总额的盈余管理行为分析。笔者认为，在考量所得课税这一因素之后，可以将盈余管理实证研究延伸到税后净利润指标，考察各种盈余管理行为与所得课税之间的关系。因政治成本假设涉及降低利润总额，可能相应导致所得税负的降低，因此从该视角出发，降低政治成本与降低所得税税负的目标之间就没有冲突。如果该结论成立，盈余管理行为就具有既减少政治成本，又可以达到降低所得税税负的双重效果。由于债务契约假设和报酬契约假设均涉及增加总会计利润总额，而增加会计利润总额的盈余管理行为是否会导致相应提高企业所得税税负就值得关注。此外，现实中为规避所得课税而进行盈余管理的企业可能也不在少数。Bernard和Skinner(1996)就认为盈余管理的深入研究需要使用具有同质环境而非大规模数据，并且认为在这种背景下研究者对管理者操纵特定账户的能力具有更多的信息。有鉴于此，笔者以为可以提出盈余管理研究的第四个假设——所得课税假设。而且，基于该假设下的盈余管理的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无疑会丰富盈余管理研究的内容。

    （二）纳税筹划与考量所得课税的盈余管理之间的部分重合  单纯出于所得税负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是公司在遵循国际惯例、遵守税法的前提下，根据税法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的余地，对涉税事项进行的旨在最小化本期税负或最小化以后期间所得税支付现值，有利于实现公司整体财务目标的谋划与安排。可见，考量所得课税影响的盈余管理研究使企业纳税策划与盈余管理两者之间形成了交集。我国目前的税收筹划研究基本上停留于税法与会计制度条文的异同分析层面，基本上不能开展规范的实证研究，开展该领域的盈余管理实证研究可极大地拓宽税收筹划研究的内容，并可相应改变税收筹划领域的研究范式。例如，针对减免所得税政策对纳税人行为的影响，纳税人可能存在将非减免年度的盈余转移至减免税年度，导致纳税年度出现亏损乃至重亏，至于是否存在这种现象，可以对此进行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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