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会计发展的里程碑瓦茨和齐默尔曼的《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评析[2]
简介：瓦茨与齐默尔曼的《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Towards a Positive Theory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Accounting Standards，以下简称《理论》）于1978年发表，并与次年发表的《会计理论的供给与需求》连续两次获 ...
当综合考虑两个图的含义时发现：因所提议会计准则导致收益减少大公司（图2中规模大于C）就会做出赞成的意见反馈，如果收益增加的话，就会做出反对的意见反馈。小公司（图2中规模小于C，图3中规模小于A’）不发表反馈意见或发表反对意见。让笔者惊叹的是，看似如此简单一个的结论，背后竟蕴涵着深厚的理论内涵，这种大家的思维的确值得学习与借鉴。当然作者也指出，虽然图2和图3反映了会计准则的成本与利益随公司规模而变化的一般趋势，对此关系也有例外的情况。主要是忽略了相关变量，如经营盈余行业的政治敏感性的影响。
（四）巧妙适宜的经验测试 瓦茨和齐默尔曼巧妙地以1974年对FASB的“一般物价水平调整准则”讨论备忘录提交意见反馈的单位与公众公司为样本来检验上述实证理论，财务数据从COMPUSTA磁盘和穆迪手册中获取，管理层薪酬计划数据来源于问卷调查、代理人声明书（proxy statement）、年报等。
GPLA对公司报告盈利的主要影响表现在折旧和净货币性资产的损益上。在通货膨胀时期，按GPLA调整的折旧大于按历史成本计提的折旧，从而减少盈利。净货币性资产是货币性资产（即名义价值固定、不会随通货膨胀上升的的资产，如定额存款）与货币性负债之间的差额。如果通货膨胀时期净货币性资产为正，公司将报告净货币性资产的损失。因此，瓦茨和齐默尔曼借鉴先前Davidson，Weil以及Davidson，Stickney，Weil的前期关于GPLA的调整程序，用未调整的折旧和净货币性资产作为GPLA的替代变量，来估计所报告的企业因GPLA导致收益变化的方向。按照理论模型，作者假设：因GPLA准则而导致盈余增加的企业将反对该准则，而不论其规模大小；因GPLA准则而导致盈余下降的企业是否赞同该准则，取决于其在临界点资产规模C。
从理论检验（主要是简单的描述性统计）的结果看：因GPLA准则而导致盈余减少的26家企业中有8家赞成，18家反对。且8家赞成的企业都是大企业，18家反对都是小企业。为检验8家赞成票的大企业与18家反对的小企业具有同样规模的零假设，作者采用Mann-Whitney U 检验，结果显示可在0.001水平拒绝零假设；因GPLA准则而导致盈余增加或没有改变的8家企业中1家赞成，7家反对。这样，基本符合管理层对会计准则游说模型中所作的预测，并证实了企业规模与管理层对GPLA态度的相关性。
由于上述检验是基于盈余变动的方向而非根据变动值进行的，作者接着又进行了判别式分析。判别式函数如下：
其中：
是当第i个支持GPLA， 为反对GPLA的企业数占总企业数的比率，当第i个反对GPLA时， 为支持GPLA的企业数占总企业数的比率；
是第i个企业权益的市场价值（发行在外普通股数量×平均每股价格）；
表示当企业i受管制时为1，否则为0，为管制程度的替代变量；
表示当企业有管理层薪酬计划时为1，否则为0，为管理层薪酬计划影响的替代变量；
是1973年第i个企业未调整的折旧费用；
是1973年第i个企业的净货币性资产；
是当一般物价水平调整收益低于未调整收益时且企业受管制时为1，一般物价水平调整收益高于未调整收益时为－1，否则为0；
是第i个企业的销售收入；
是具有SIC代码的全部数据库企业的总销售收入；
是市场份额的替代变量；
和 度量了税收的影响系数。
和 是政治成本的替代变量。
常数项在控制其他因素后揭示出信息生产成本的部分影响。
通过对上述变量变换组合所构建七组模型的检验中，估计判别式函数与理论检验相一致。所有的判别式函数都显著，尤以企业规模为甚。事实上，企业规模解释了投票行为中已解释变量的超过一半以上。这些结论与Davidson和Weil研究中的结论一致。判别式函数显示政治成本因素较之税收因素更为影响管理层的态度。
（五）富于启迪的研究结论 瓦茨和齐默尔曼最后得出结论：影响管理层对GPLA意见的最重要的单个因素是公司规模，公司规模与政府干预（政治成本）正相关，准则制定机构面临巨大游说压力，政治活动影响企业管理层选择会计政策。这些试验性的结论对在一个混合经济中制定财务会计准则有着重要的含义。作者指出，“只要财务会计准则对公司未来现金流具有潜在的影响，诸如APB、FASB或SEC等机构的准则制定就会遇到公司的游说。CAP和APB不能够抵挡这种压力。FASB的前任主席也对政治游说进行了抱怨，而且FASB被迫推迟了受到争议的GPLA准则。直到最近，SEC才避免了直接涉入会计准则制定中。人们可以假设，这只是为了他们的自身利益。通过让AICPA成为替罪羊，SEC保持了其对美国国会和公众的‘可信性’”。
三、《理论》对西方会计科学理论发展的影响
（一）对前期会计科学理论的评析 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首创了新的经济科学—实证经济学，将实证主义思想和方法运用到经济领域。受弗里德曼及其他实证经济学家的影响，西方会计学者也开始借鉴实证的研究方法。鲍尔（Ray Ball）与布朗（Philip Brown）的“会计收益数据的经验研究评价”、比弗（William H.Beaver）的“年度收益报告的信息含量”，正式在会计界提出了一个与原有的会计理论研究截然不同的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和论证手段，从而产生了新的研究流派——实证会计研究。此时的实证会计侧重于研究会计信息与资本市场的关系，研究者把有效市场假说视为既定，认为盈利和反映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变量的其他会计数据可向资本市场传递信息，从实证方面检验了会计信息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实证会计研究方法中派生出一种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实证法，这种研究方法注重对不同企业和行业的会计惯例和会计政策选择的差异进行解释，而不是强调会计在提供计价信息中的作用。以詹森（Jensen）、瓦茨和齐默尔曼为代表的罗切斯特学派在倡导这种实证研究方法方面，发表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文章，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会计界的开始接受实证会计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后，瓦茨和齐默尔曼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不仅重申了詹森的基本观点，而且提出了新的看法。他们认为，传统会计研究之所以对现行会计实务和会计准则的制定不能产生实质性的直接影响，其关键原因就在于缺乏有效的研究方法和缺乏事实证据。传统会计理论在方法上表现出的种种欠缺和薄弱，致使会计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相邻学科。如果要从规范会计理论中得出真正有助于会计实务发展和完善的规定，就需要建立实证会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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