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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会计发展的里程碑瓦茨和齐默尔曼的《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评析
作者: 余 波   吴德军 编辑:admin 财会通讯 发布时间:2008-02-22 点击数:6560  正文:【 放大 】【 缩小
简介:瓦茨与齐默尔曼的《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Towards a Positive Theory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Accounting Standards,以下简称《理论》)于1978年发表,并与次年发表的《会计理论的供给与需求》连续两次获 ...
瓦茨与齐默尔曼的《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Towards a Positive Theory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Accounting Standards,以下简称《理论》)于1978年发表,并与次年发表的《会计理论的供给与需求》连续两次获美国注册会计师会计文献杰出贡献奖;2004年,瓦茨与齐默尔曼凭《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一文获得美国会计学会的会计文献开创贡献奖(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Seminal Contribution to the Accounting Literature Award),该奖是会计领域最权威的学术成就奖。迄今仅有四篇论文的作者荣此桂冠。
    一、作者简况及本文献诞生的背景
    瓦茨是著名会计学家、会计教育家,罗切斯特大学威廉·E·西蒙工商管理研究生院教授。1966年,瓦茨毕业于澳大利亚的纽卡斯尔大学(University of Newcastle)并获得学士学位,1968年与1971年在芝加哥大学分别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曾任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商业系主任,罗切斯特大学教员委员会副主席,西蒙商学院院长遴选委员会主席,金融研究与政策项目主任、院长顾问,《会计与经济学杂志》等著名学术期刊的编委。瓦茨曾受聘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和厦门大学的兼职教授。齐默尔曼是著名会计学家,美国会计学会重要成员,罗切斯特大学威廉·E·西蒙工商管理研究生院教授。1974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博士学位,曾任西蒙商学院副院长,《会计与经济学杂志》等著名学术期刊的编委。齐默尔曼曾是香港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访问学者。齐默尔曼的研究和教学领域主要集中于财务和管理会计等方面,因其独到的见解与高质量的理论价值而多次获奖。
    自从美国会计准则开始制定之后,就在许多团体之间造成了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些团体包括联邦政府的代理机构(著名的有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财政部),州管制委员会,公众会计师,半公众会计准则制定委员会(CAP、APB和FASB)以及公司管理层。由于会计准则会对这些团体造成影响,这些团体也一直在努力去影响会计准则的制定。瓦茨和齐默尔曼认为管理层在决定会计准则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拟通过分析会计准则在企业管理中所产生的成本和利益,扩展最初的成果,从而有助于理解管理层反对或支持各种会计准则的动机。1974年,FASB发布了讨论备忘录“报告一般价格水平变化在财务报表中的影响”(简称GPLA,下同)并举行了公众听证会,恳求公众进行评论并给出意见书。作者拟以此为契机,提出理论假设,建立预测模型,并通过对FASB进行反馈意见公司的数据进行检验。
    二、《理论》的基本结构
    文章开篇就鲜明提出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这种理论有助于理解“民间”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所承受的压力来源,有助于理解为何各种团体花费资源来努力影响会计准则制定的程序。与以往研究不同,文章认为管理层利益与股东利益的非一致性是研究会计准则制定实证理论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管理层在决定会计准则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而构建出管理层对准则制定游说的理论模型假设,并以1974年FASB“一般物价水平调整”准则的企业意见反馈为例,进行理论测试和判别式分析来验证该假设,得出管理层对GPLA投票行为最重要的单个因素是公司规模(在控制盈余变化方向之后);其他条件相同时,规模较大的公司更可能赞成GPLA(如果盈余下降)。由此验证了所构建管理层对准则制定游说理论假设的显著性和适用性。文章基本结构如图1所示:

图1:《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的基本思路
    文章共分六大部分,第一部分探讨影响管理层对准则态度的因素;第二部分分析影响管理层财富的因素;第三部分指出各群体根据会计准则变化进行调整的动机;第四部分构建管理层对会计准则游说的一个实证理论;第五部分进行经验测试;第六部分为总结与结论。从行文的逻辑顺序看,每一部分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体现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证方法与会计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完美结合。
    三、《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决定会计准则制定的契约观  《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契约理念,这一概念直接引自詹森和梅克林于1976年发表的论文《企业理论:经济人行为、代理成本和所有权结构》;而詹森等在这一论文中的想法,又源自科斯于1936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及后来的制度经济学派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转引许家林,2004)。文章在引言段和第一部分按照契约观的思路,假设管理层将基于自身利益对会计准则进行游说,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在此,管理层效用是未来期间(或财富)的预期薪酬的正函数,是未来薪酬(或财富)离差的负函数。然后提出问题:会计准则怎样影响管理层的财富?
    作者认为,管理层从公司获得的全部薪酬包括工资、激励薪酬(现金红利和股票或股票期权)以及非货币收入,包括额外的补贴。由于会计准则在非货币收入层次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可将其排除在外,而集中在前两种形式的薪酬上。因此,会计准则主要通过两种机制增加管理层财富:通过提升股价(如股票和股票期权更有价值)和通过提高激励性现金红利。会计准则的选择既能直接改变薪酬激励的条款增加管理层财富,也间接地受到税收、管制(如果公司受到管制的话)、政治成本、信息生产成本的影响,并以增加现金流或股价的方式提高管理层财富。这种契约观的视角有助于从更深层面理解管理层支持或反对各种会计准则的态度。
    (二)严谨缜密的理论铺垫  文章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在整理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影响管理层财富的各种因素和企业各利益群体根据准则变化进行调整的动机。影响管理层财富的因素包括税收、管制、政治成本、信息生产成本,管理层薪酬计划等。管制的存在使得公共事业单位的收费由会计成本而非市场决定,若会计准则变化可能导致其收费(以及现金流)上升(暂时或永久),公共事业单位就有动机支持这一变化。同样,他们也有动机反对会降低其收费的会计准则的变化。政治成本主要取决于公司规模(Siegfried,1975),大企业的政治敏感性和所承受的财富转移额均大于小企业。由于政府和公众将高报告利润和垄断租金联系起来,为通过避免“高”利润带来的关注,大企业往往通过发起社会责任运动、进行政府游说以及选择会计程序来减少报告收益;对公司而言,会计程序的变化并非没有成本。增加披露要求或者要求公司改变会计方法的会计准则的变化,会增加公司的记账成本(包括为了薪酬额外培训而引起的会计师薪水的增加);管理层薪酬往往取决于会计收益为基础的激励(红利)收益(Conference Board,1974))和股价。在既定条件下,导致公司收益增加的会计准则的变化,会带来更大的激励收益。但是,这会减少公司的现金流,并且会导致股价下跌。作者由此认为,当管理层的税后激励收益的现值大于其所持股票的下跌值,且股东和非经理董事并不反对这一会计准则的变化时,就预期管理层会支持这一会计准则的变化。
    需要说明的是,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政治成本、管制和税收效应若要真正起到作用,立足于一个严格而重要的假设,即政客和官员对会计准则变化调整的非充分性。因为个体(无论是股东,非管理董事,或者政客)是否对会计准则变化调整公司的会计数据,取决于其进行调整的边际成本不超过边际利益。在存在权益要求权的有效资本市场的条件下,股东和非管理董事根据会计准则的变化来调整薪酬方案的利益能直接实现。但对政客和官员而言,却缺少一个可以资本化对投票者未来现金流影响的资本市场,结果就是他们针对会计准则的变化做出较少的调整。因此,鉴于政客和管理者比股东、非管理董事和其他资本市场参与者具有更高的边际调整成本,作者预测经理从税收、管理和政治的角度考虑,受管制大企业选择能报告较低盈余(由此会增加现金流、公司价值和他们的财富)的会计准则比选择报告较高盈余的会计准则的动机要强。瓦茨和齐默尔曼专门用一章“企业各利益群体根据会计准则进行调整的动机”对这重要前提进行详细阐述,足见其严谨缜密的学术态度。
    (三)精彩绝伦的模型构建  瓦茨和齐默尔曼构建了一个精彩绝伦的管理层对会计准则游说模型,从而为后面的实证检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一项被提议的会计准则而言,管理层只有在预期现值大于零(即游说收益大于游说成本)时才会进行游说。准则变化导致盈余下降时管理层对FASB意见反馈的模型如图2所示。

    图2的曲线GB表明,只考虑税收、管制、政治成本和管理层薪酬计划的条件下,被提议会计准则对管理层预期现值与公司规模之间的函数关系。对于并不受到太大政治压力的小公司而言(规模在E点以下),经理们有动机反对所提议的准则。但超过E点,由于新准则而导致报告较低盈余的政治、管制以及税收利益就被认为能超过激励薪酬因素,管理层会倾向于支持所提议的准则。
    曲线IC表明,随着公司规模的增大,公司会计系统的复杂性和容量也将上升,造成了更多的信息生产成本。预期现值曲线GB与以及额外的信息成本IC之差,形成了净利益曲线NB。
    如果公司规模在区域0到B之间,那么净利益曲线NB就是负值,公司就会向FASB做出反对的意见反馈。在公司做出意见反馈之前,管理层将对FASB将采用准则的可能性以及如果公司做出反对意见反馈的情况下FASB采用准则的可能性仔细评估,以衡量是否反馈意见的价值增量。由此导致新的净利益曲线的预期现值ENB。例如,如果准则被采用的话,公司就会产生负的净利益现值100000美元。他们认为准则被采用的可能性是0.6。如果公司对FASB发表反对的意见反馈,这个可能性降到了0.59,那么,进行意见反馈的利益的预期净现值就是正的1000美元。
    如果准则被采用,规模在B点以上的公司就会面临正的净利益。他们会考虑对FASB支持该准则,从而增加了准则被采用的可能性。因此,预期净利益曲线在B点之外也是正的,因为它是在正的净利益和做出有利意见反馈情况下FASB采纳可能性的正的变化时的结果。

    如果意见反馈成本是CS美元,包含最初的经理时间机会成本,那么既定意见反馈成本下意见反馈的总预期净利益就是ENB曲线向下垂直移动CS,即ENB-CS曲线。如果ENB-CS是正的话,公司就会发表反对的意见。这种情况发生在反对意见的DA区域,以及赞成意见情况下的C点之外。在O和D之间,以及A和C之间没有意见反馈发生。

    图3表示准则变化导致盈余上升时管理层对FASB意见反馈的模型。这种情况与图2相似,它预期对小公司而言,只有在管理层薪酬计划被认为超过税收、政治以及管制因素的影响时,总利益才是正的。规模在E’点以上,总利益就是负的,因为对那些公司而言,收益增加被认为会增加政府干涉(政治成本),提高未来税收支付,并且导致公共事业单位委员会减少公司收入(如果该公司受到管制的话)。净利益曲线再次成为GB(总利益)和IC(信息成本)的代数和,而且意见反馈的期望净利益减去意见反馈成本,即ENB-CS,与横轴相交在A’点。相应地,资产规模在OA’之间的公司没有做出意见反馈,规模超过A’的公司做出了反对的意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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