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楷：理论上讲，是否采取PPP模式主要由这个公共产品的全寿命期生产提供成本孰优决定，逻辑和分析工具就是VFM即物有所值评估。对政府而言，应该考虑财政承受力，尤其是对政府付费/补贴的项目。财政可承受力论证（FAA）是从一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统一的主体）的多年期及总量角度，对本级政府发起的PPP项目进行综合平衡，决定它能够做多少，或者选择哪些项目做PPP，哪些仍采用传统方式供给生产。当然，如果更全面考虑，还应该结合地区/区域的社会经济综合平衡时形成的项目优先度成熟度的评估，这方面的是否在中国主要来自发改委系统的国民经济规划和行业部门的专项规划中的项目优先度考量。这就是说，需要在识别筛选阶段增加一个项目优先度成熟度的评估论证。
PPP项目落地慢，一方面是市场认识不足，PPP项目的前期论证、准备和采购阶段需要的时间，远超过简单的工程招投标耗时（1-2个月）。另一方面是政府方、社会资本方专业能力缺乏，包括有经验的咨询机构供不应求，各个市场参与主体凭着对文件的字面理解和盲目借鉴。当然，中国PPP市场遇到诸多困难，是当前加速发展阶段的一个正常现象。市场的进一步完善，有待参与各方的齐心协力。
刘海春：PPP是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提高投资效率的投融资改革的尝试，但正因为是一场改革，需要落实三大问题，才能解决PPP落地难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政府要从自己全程主导投资转变到PPP上来就需要一个过程，过去投资项目一般由政府平台公司运作，招标建设也是包办婚姻，突然放开成自由恋爱，不管是政府方还是社会资本方都要有一个转变思想的过程，而且参与各方对PPP的认识也不尽相同，也导致合作过程的沟通时间大量增加。PPP项目的实施周期比较长，政府5年一届，政策的连续性再加上以前BT、BOT项目实施时的政府信用受损，导致社会资本方疑虑重重。其次是利益问题。推动一项改革，必然触动利益，没有好的激励机制，不做不错，多做多错，必然导致政府懒政，稍微拖拖足以让项目几个月不见动静。社会资本方为了规避风险，也会与政府方就合同反复磋商，一些小问题谈不好项目也会一再搁置。金融机构参与也诸多顾忌，即便政府有人大决议把PPP支付责任列入中长期预算，也要求社会资本方提供其他担保，导致资金到位难。第三，PPP操作流程的不明确也给项目实施带来很大难度，由于发改和财政在PPP实施流程和范围的差异，让地方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不清楚应如何操作，而且每一个流程没有审批时间要求，审核的具体要求也不明确，环节一多，当然就无法控制时间。而且社会资本方要从以前的施工单位，投资公司转型成一个全过程综合服务商，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摸着石头过河，肯定快不起来。
高　琪：首先签约率低，落地难这个问题需要理性看待。一方面，由于中央政府推行PPP力度很大，地方政府无论出于融资、缓解地方债务、乃至政绩的考量，也急于尽可能的把项目包装成为PPP推出来，导致PPP项目的大量增长，也就是说导致PPP项目基数很大。但项目是否能够实行PPP模式是由市场决定，需要经过市场的筛选，这也是导致签约率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我们常说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确实，在政府投资方面也是这样，在经历了前一阶段的大规模城市建设以后，留下来的政府性和公益性项目，许多都是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的公共项目，其获利空间很小，投资金额大，周期长，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不够。这些项目如何推进PPP模式，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
最后，PPP要求在政府和社会企业之间要建立起平等意识、法治意识和契约意识等三大理念意识，这也许需要一段时间。
刘楠楠：2015年国家力推PPP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提高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分担项目的融资、建设与经营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PPP政策是好的。然而自政策出台以来，PPP项目落实较难，可能的原因在于：首先，落实PPP缺乏经济基础。PPP项目大多为前期投资巨大、资产专用性高、具有较长的建设运营周期和资产生命周期的基础设施项目，这对大多企业来说无疑是一种进入壁垒。其次，落实PPP缺乏财政基础。PPP项目分为政府付费项目与使用者付费项目，选择哪一类由项目的公益性与收益性程度来决定。由于PPP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在PPP财政资金的管理上尚未形成明确规范的机制，导致社会资本对政府缺乏合作的信心。再次，落实PPP缺乏法律基础。在PPP发展较成熟的国家和地区，PPP相关法律规范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框架，包括总法规范约束与各环节规范性文件。目前我国的PPP法律制度设计还处于发展完善阶段，不论是在PPP管理还是在PPP运行与操作方面都缺乏科学合理的法律指引，从而导致PPP落地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