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一系列贪污挪用善款事件的发生，使慈善组织面临着严重的诚信危机。2004年2月11日，国务院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要求基金会披露年度工作报告时应包含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2004年8月18日，财政部发布《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对民间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的披露提出了严格的要求。目前在我国慈善组织中，只有规模较大的慈善基金会按规定提供由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审计报告，而一些规模较小的慈善组织未按规定要求提供审计报告，出现由业务主管部门执行财务审计，审计质量不高，无法保证信息的可靠性和公允性。年度审计报告尚处于基金会自愿披露阶段。
一、研究假设和检验模型构建
(一)披露年度审计报告的影响因素
由于财务信息质量具有难以观察和直接度量的特点，因此国内外研究通常采用间接度量的方法。Parsons and Trussel(2008)和Petrovits等(2011)曾对财务信息质量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组织规模大、成立年限长、财务健康状况好、收入集中度低、管理效率高的慈善组织财务信息质量高。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上述因素作为财务信息质量的替代变量。同时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控制了组织性质(全国或地方)、行业(是否包含教育)、是否公募以及慈善组织所处地区的发达程度等因素。因此，本文核心假设的检验分解为以下因素的具体检验。
1.组织规模
在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与规模相关，而在慈善市场中这一点同样适用。在目前慈善组织数目日益增加的市场环境下，捐赠者多通过规模来判定组织的运营管理水平、善款使用规范程度及透明度。规模较大的组织(SIZE)有更多的资源来进行财务信息披露，使财务信息质量更高。目前我国并未强制性要求慈善组织外聘会计师事务所提供财务审计报告，一些慈善组织由业务主管部门执行财务审计，审计质量不高，无法保证信息的可靠性和公允性。Tinkelman(1999)发现规模可用来衡量慈善组织声誉，规模越大的慈善组织声誉越高，也越有动机披露年度审计报告来维持其高声誉。一般来说，规模采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因此提出：
假设1：规模越大的慈善组织更可能披露年度审计报告。
2.组织成立年限
与上市公司研究一致，成立年限可作为衡量组织“商誉积累”能力的一项指标。早期成立的慈善组织在慈善市场上积累了更多与捐赠者的社会关系，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经验较新成立不久的组织丰富，在所属行业内具有更高权威与认可度，但相对应地受到的监督范围也更广，一旦出现财务舞弊、欺诈，慈善组织面临的惩罚和法律风险也更大。因此有更大的披露“负担”。对于成立年限较短的组织，披露年度审计报告可以尽快树立“财务透明”的形象，达到快速吸引捐赠者“投资”的目的。因此有较强的动机披露年度审计报告。据此提出：
假设2：成立年限越短的慈善组织更有可能披露年度审计报告。
3.财务健康状况
慈善组织的财务健康状况对财务信息质量具有重要影响。财务健康状况差的组织财务信息质量较低，不太可能有较强的动机进行年度审计报告的披露，暴露出自身财务状况的弊端，承担更大的法律风险。Parsons(2007)用盈利能力SURPLUS即收入总额是否超过费用总额来度量慈善组织财务健康状况，发现有SURPLUS剩余的组织，财务信息质量更高。因此，财务健康状况好的组织会充分利用这一优势，通过披露年度审计报告这一途径向慈善市场传递其优质的信号。据此提出：
假设3：财务健康状况好的慈善组织有更强的动机披露年度审计报告。
4.组织的性质与复杂程度
收入集中度是通过计算慈善组织各项收入占收入总额比的平方和来衡量组织收入来源集中程度，预测慈善组织复杂性和财务信息稳定性的一项指标。Parsons and Trussel(2008)发现收入集中度越低的非营利组织财务信息质量越高，获得的捐赠收入也更多。结合我国制度背景，刘亚莉等(2013)发现慈善组织的复杂性还与组织的性质有关。全国性慈善组织影响力更大，通常拥有更多的收入来源，也有更大的压力通过披露年度审计报告来保证财务信息质量。因此提出：
假设4：复杂程度越高的慈善组织更有可能披露年度审计报告。
5.管理效率
慈善组织费用总额包括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和其他费用四部分。管理费用过多会挤占用于慈善项目的业务活动成本，影响善款使用效率。而捐赠者希望慈善组织使用善款能实现高效化、透明化，而不是过多耗费在组织的管理运营上。Petrovit等(2011)的研究表明，管理费用占费用总额过高的慈善组织有动机通过减少信息披露隐瞒自身的财务信息，而管理费用占比较低的组织希望通过披露财务信息吸引公众捐款和政府补助。Tuckman and Chang(1991)发现管理费用占比可用来衡量组织管理效率，并且管理效率与财务信息质量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据此提出：
假设5：管理效率越高的慈善组织更有可能披露年度审计报告。
综合上述理论，本文通过构建Logit回归模型(如图1)来实证慈善组织为何自愿披露年度审计报告：
模型1主要解释变量是AUDREP，衡量年度审计报告披露情况，若慈善组织自愿披露年度审计报告取1，否则取0。本文选取了组织规模SIZE、成立年限AGE、盈利能力SURPLUS、收入集中度CONCERN、管理费用占比ADMIN代表财务信息质量，同时控制了慈善组织的性质NATURE、行业INDUSTRY、属性PUBLIC、地区AREA。
(二)披露年度审计报告的经济后果
资本市场已有研究表明外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选择可以传递企业真实价值的有效信号(Datar等，1991)。同样地，慈善组织也可借助外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传递其高品质信号，影响慈善市场中潜在捐赠者的捐赠决策，促进组织下一期捐赠收入的增长。Saxton and Guo (2011)研究发现组织机构可以通过自愿披露相关财务信息，向目前和潜在的捐赠者发出有关经营效率、可靠度、责任和经营成果的信号。据此提出假设:
假设6：慈善组织自愿披露年度审计报告与下一期捐赠收入正相关。
由于慈善组织潜在捐赠者进行捐赠决策时能取得的是上一年度的财务信息与年度审计报告，综合上述理论，本文借鉴了Weisbrod and Dominguez(1986)提出捐赠经济模型及刘亚莉等(2013)提出的捐赠收入影响模型，加入变量是否披露年度审计报告AUDREP，构建了回归模型，以检验年度审计报告披露对慈善组织下一期捐赠收入的影响。
模型2主要解释变量为慈善组织下一期捐赠收入NEDONATION，主要考察系数是，预期符号为正。其他控制变量与模型1相同。
二、样本选择
本文使用基金会中心网发布的TOP100信息，在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两类中，选取中国2008年—2010年净资产或捐赠收入前100名的基金会样本，共得到公募169家、非公募183家，共计352 家基金会975个年度观察值。由于当前我国尚无完整的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数据库，因此本文财务数据主要是通过浏览基金会中心网、慈善组织的官方网站及中国社会组织网基金会子站收集获取。笔者从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中整理了975家慈善组织外聘注册会计师进行年度审计的情况，其中有502家慈善组织披露了年度审计报告，并整理了502家慈善组织出具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意见类型及已审计年限。
为验证慈善组织年度审计报告披露的影响因素，在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基金会和残差较大的异常值后，本文选取了958家基金会，执行年度审计的共496家，其中公募基金会执行年度审计的235家，非公募基金会执行年度审计的261家，未执行年度审计的共462家。
为验证披露年度审计报告的经济后果，在剔除相关数据缺失、下一期捐赠收入为0的基金会和残差较大的异常值后，本文选取了842家基金会，执行年度审计的有455家，其中：公募基金会执行年度审计的216家，非公募基金会执行年度审计的239家;未执行年度审计的共387家。
三、实证结果和分析
(一)披露年度审计报告的影响因素
1.描述性统计
表1为全样本及公募与非公募子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2为年度审计报告披露组与未披露组间均值T检验。表2数据显示，我国慈善组织收入集中度CONCERN整体为0.88，说明慈善组织收入来源比较单一，捐赠收入占主导地位，非公募慈善组织收入集中度高达0.9，收入渠道更为单一，与前人研究结论一致。由表2可以看出，自愿披露年度审计报告的慈善组织规模显著大于未披露年度审计报告的组织规模。全国性慈善组织比地方性慈善组织更愿意自愿披露年度审计报告，处于发达地区的慈善组织比非发达地区慈善组织有更强的动机自愿披露年度审计报告。
2.相关性检验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表明，PUBLIC与AGE显著正相关，其他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比较小。
3.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3为多变量回归分析结果，回归结果表明，全样本中SIZE系数显著为正，验证了假设1，即规模较大的慈善组织财务信息质量较好，披露年度审计报告的可能性也更大。AGE系数显著为负，验证了假设2，表明在我国慈善市场上，成立较早的组织有更重的“包袱”，同时慈善组织披露要求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成立越早披露要求相对越松)，成立时间越短的组织希望通过披露年度审计报告吸引更多的捐赠者。NATURE系数显著为正，验证了假设4，说明组织复杂程度更高的全国性慈善组织财务信息质量较好，更愿意自愿披露年度审计报告。同时，AREA系数显著为正。由于处于发达地区的慈善组织有更广泛的潜在“投资者”，对财务信息质量要求较高，慈善组织有更强的动机进行年度审计报告的披露。SURPLUS系数为负但不显著，ADMIN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假设3和假设5暂且无法得到验证。
公募子样本中，SURPLUS系数为正但不显著，CONCERN系数为负但不显著，ADMIN系数显著为正，其他变量回归结果与全样本一致。
非公募子样本中，SIZE、NATURE、AREA系数显著为正、AGE系数为负且比全样本更显著、ADMIN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规模较大、成立时间较短、管理效率较高的非公募基金会更愿意自愿披露年度审计报告，全国性的非公募慈善组织与地处发达地区的非公募慈善组织自愿披露年度审计报告的可能性较大。
总体而言，慈善组织自愿披露年度审计报告受组织规模、性质和所处地区的影响较大，但具体影响公募与非公募基金会自愿披露年度审计报告的因素存在有差异。组织规模大、成立年限短、管理效率高的非公募基金会更愿意披露年度审计报告，全国性基金会比地方性基金会有更强的动机披露年度审计报告，地处发达地区的基金会比非发达地区基金会更倾向于进行年度审计报告披露。
(二)披露年度审计报告的经济后果
1.描述性统计
表4为全样本及公募与非公募子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5为年度审计报告披露组与未披露组间均值T检验。表5数据显示，公募基金会捐赠收入均值高于非公募基金会捐赠收入均值，公募基金会管理费用占比高于非公募基金会，说明公募基金会管理费用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更大。其余变量均值与表2中的结果相似。由表5可以看出，自愿披露年度审计报告的慈善组织的下一期捐赠收入显著大于未披露年度审计报告的组织。规模较大、包含教育助学类、处于发达地区的慈善组织有更强的动机自愿披露年度审计报告，公募基金会比非公募基金会更愿意进行年度审计报告自愿披露，全国性慈善组织比地方性慈善组织更愿意进行年度审计报告自愿披露。
2.相关性检验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表明，除PUBLIC与AGE显著正相关外，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相关性比较小，表明不太可能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3.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6为多元线性回归结果，回归结果表明，全样本中，AUDREP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披露年度审计报告影响慈善组织下一期捐赠收入，假设6得以验证。SIZE、SURPLUS、CONCERN系数显著为正，ADMIN系数显著为负，即规模、盈利能力、收入集中度、管理效率正向影响下一期捐赠收入，说明财务信息质量越高，下一期捐赠收入也越高。同时，全国性基金会、公募基金会、包含教育助学类基金会在下一年度获得的捐赠金额较大。AGE与AREA系数均为正但不显著。
在公募基金会子样本中，CONCERN、NATURE、INDUSTRY系数显著为正，其他变量均不显著。
在非公募基金会子样本中，AUDREP系数显著为正，SIZE、CONCERN、INDUSTRY系数显著为正，ADMIN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对非公募基金会而言，披露年度审计报告有利于组织下一年度获得更高的捐赠收入，同时规模、收入集中度、管理效率正向影响下一期捐赠收入，包含教育助学类的基金会在下一期获得的捐赠金额更大。
总体而言，慈善组织下一期捐赠收入受年度审计报告披露、组织规模、盈利能力、收入集中度及管理效率影响，并且全国性、公募、含教育助学类的基金会在下一期获得的捐赠收入将更多。
非公募基金会情况基本一致，而公募基金会主要受收入集中度影响。
四、结论
本文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对我国慈善基金会为何自愿披露年度审计报告及后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财务信息质量越高的慈善组织越有动力通过对外披露年度审计报告向慈善市场传递其优质的信息。具体结论有：(1)全国性基金会比地方性基金会更愿意披露年度审计报告，地处发达地区的基金会比非发达地区基金会更倾向于进行年度审计报告披露。(2)基金会披露年度审计报告受规模因素影响。但具体影响公募与非公募基金会自愿披露年度审计报告的因素存在差异。(3)在控制了影响捐赠的其他因素后，本文证明了年度审计报告披露与后期捐赠收入成正相关。这就意味着，披露年度审计报告能影响捐赠者的捐赠决策。为了获取更高的捐赠收入，慈善组织有很强的外在激励主动披露年度审计报告。
慈善组织为何自愿披露年度审计报告探析
简介：——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实证研究近年来，我国一系列贪污挪用善款事件的发生，使慈善组织面临着严重的诚信危机。2004年2月11日，国务院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要求基金会披露年度工作报告时应包含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2004年8月18日，财政部发布《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对民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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