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陈光甫的苦心经营，到1922年，上海银行资本额增至250万元，与浙江兴业银行并列全国第五位；存款达到1345万元，在全国商业银行中居第四位。至1926年，上海银行与与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并称“南三行”。到30年代初期，当日这家最穷、最小的“小小银行”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私人银行，在中国的金融界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陈光甫本人也跻身于“江浙财团”的首脑人物之列。
1950年，上海银行实现公私合营，仍推选陈光甫为董事长，此时陈光甫身在香港，他派内侄、原香港分行经理到北京参加会议。同一年，他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香港分行更名为上海商业银行，向港英当局注册，从此与大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脱离关系。1954年，他在台北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行，继续自己的金融事业，复业后的上海银行营业至今。
1965年，陈光甫到台湾定居。1976年，以96岁的高龄与世长辞。
中国旅游业的先驱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中国的旅游业还处于空白，其时旅游业务皆由外国在中国的金融机构包揽，如英国人经营的“通济隆公司”、美国的“通运银行”等皆设有旅行部，这些银行在上海、香港等各地的分行也设有旅行部，包办中外旅客一切旅行业务。这些旅行部还发行旅行支票，时人称为“通天单”（在当时军阀割据地币制不统一情况下，可通行使用）。当时政府对旅游业素不注意，更无人想到收回此项外溢之利权。
1923年夏，陈光甫在香港拟往云南进行旅游考察，在到一外商经营的旅行社购买船票时，见该旅行社售票处的外籍职员只顾与他人闲谈，全然无视购票者的存在，陈光甫静立良久也无人理采，于是愤然离去，转往通运银行购票。途中他思潮起伏，遂毅然决定创办中国人的旅行社，并且立即搜集有关书籍资料带至船上阅读。当时全国教育会第九次会议定于10月22日在昆明举行，各省代表均须集中至上海经香港转越南乘滇越铁路前往。陈不愿看到教育界人士在旅行中辗转劳顿，故致电上海银行总行，嘱咐工作人员立即与该会议主管人员接洽，包办各省代表在上海的车船食宿，这一举动得到了与会人员的称赞。
上海银行即于当年8月设立旅行部，并呈请交通部准代售铁路车票。当时交通部正在召集全国铁路联运会议，素无先例的申请案在会上一经讨论，立即遭到洋人代表的反对，中国代表对这种与洋人争权的新鲜做法竭力支持，立即获得通过。上海商业银行旅行部最初仅在上海代售沪宁、沪杭的火车票，后陆续与长江航运、南北海运及外国各轮船公司订立代办客票合同，不久便推广至京绥、京汉、津浦各铁路，并在各地分行添设了若干旅行社分社。
随着旅游业务的扩大，针对当时通用银元携带不便、在各地又须“贴水”（兑换当地钱币时的损耗）、银行钞票有流行区域限制等困难，1927年陈光甫决定将旅行部从银行中分出来，成立中国旅行社，各分行的旅行部为下属分社。至此，中国始正式出现大型旅游企业。
1930年12月，陈光甫北上旅行经过徐州车站时，看到三等车乘客餐风饮露宿于车站的情形，吩咐中国旅行社在若干地区设立了招待所和食堂。并于该年聘赵君豪为主编，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旅游刊物《旅行》杂志，该杂志图文并茂，通过介绍国内外名胜古迹，启发提高中国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及旅游兴趣。
生逢乱世，“随缘善变”
“不变随缘，随缘不变”——这是章士钊送给陈光甫的一副对联。生逢乱世，“随缘善变”，只是生存的需要。观其一生，陈光甫一直竭力和政治保持距离，对他而言，只是想做一个更纯粹的金融企业家，不为政治威权所左右，在自由的、规范的市场中，凭借着完善的经营管理和专业的服务最大限度地创造财富。
本文参考资料：(《中国大资本家传》赵云声主编，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陈光甫与上海银行》吴经砚，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陈光甫的一生》姚松龄 ，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