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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摩根”陈光甫
发布时间:2012-07-03 点击数:4210  正文:【 放大 】【 缩小
简介:陈光甫,原名辉祖,后易名辉德,字光甫,以字行世。江苏镇江人。1909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同年回国。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银行监督。1914年转任中国银行顾问。翌年6月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7年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创办中国旅行社。1928年出任江苏省 ...
陈光甫,原名辉祖,后易名辉德,字光甫,以字行世。江苏镇江人。1909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同年回国。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银行监督。1914年转任中国银行顾问。翌年6月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7年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创办中国旅行社。1928年出任江苏省政府委员、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和交通银行董事等职。1931年与英商太古洋行合资开设宝丰保险公司。1936年3月,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高等顾问。1937年,任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中将衔主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立复兴贸易公司董事长,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主席。1950年陈光甫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香港分行易名为上海商业银行,在香港注册。1954年定居台湾。196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台北复业,任董事长。1976年逝世于台北。

    中国近现代的百年金融发展史上,关系着民生命脉的金融体系,一直牢牢地控制在政府的威权之下,官商不分,只是一个为官僚资本掠夺民间财富的工具。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真正能称得上银行家的人并不多。

    1897年,由李鸿章、盛宣怀主办的中国首家私人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沪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发端。此后不久,在金融买办与官商林立的上海滩,崛起了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陈光甫。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企业家,创办了中国最成功的私人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更重要的是,他比别人更自觉、更彻底地扬弃了“官商”办银行的传统,而代之以更为专业化的金融创新和服务意识。有人将其媲美于美国的金融大亨摩根,称他为“中国摩根”。对陈光甫而言,他只是想做一个更纯粹的金融企业家,不为政治威权所左右。

    风光背后是万般艰辛。在夹缝中求生存,在有限空间里寻求发展,陈光甫的努力与探索,内心的矛盾与挣扎,是中国近现代商业金融史上一段不可缺少、令人折服又心生感慨的往事。

    “官商”生涯——历史的完成,充满着偶然与必然

    陈光甫1881年12月17日出生于素有钱庄生意传统的江苏镇江。其父为经营火油生意的商人,后到汉口的报关行谋职,当他看到外商在中国雄厚的商业势力,决意让年幼的次子到汉口报关行当学徒。在父亲的安排下,陈光甫努力学习洋文,为将来的前途预谋出路。

    事实证明,老父的确颇有远见。正是因为英语特长,陈光甫1904年争取到了赴美参加圣路易国际博览会的机会。这一年成为他一生通达的起点。在博览会上,他邂逅了孙中山。孙中山当时在美国旅行考察,为推翻清政府奔走。身为清廷外派人员的陈光甫对这位“乱党分子”早有仰慕之情,两人促膝长谈,甚为投机。孙中山竭力劝说他参加革命党人组织——兴中会,缺乏思想准备的陈光甫没有答应,但是,他拿出口袋中的5块美金资助孙的革命,两人从此结缘。博览会结束之后,陈光甫选择继续留在美国学习商科。

    1909年,陈光甫获得商科学士学位后回国。此时,当年主持赴美国际博览会的官员陈琪正在筹办朝廷的洋务实业——“南洋劝业会”,他深知陈光甫是个干才,邀请他参与筹备。劝业会结束后,经人推荐,陈光甫得到“清理江苏财政局”总办应德闳的重用,帮他佐理财务,进而得到当时的江苏巡抚程德全的赏识。这正是辛亥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程德全因为响应革命,得以担任江苏都督,他任命陈光甫为省财政司副司长。在他的支持下,陈光甫终于等到施展拳脚的机会,把从海外学到的现代商业思想投入实业运用。他把江苏的两家官钱局进行改组扩展,创办江苏兴业银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

    这是一家官办银行,拥有发行钞票等诸多特权。经过缜密思考后,陈光甫却做出两个让人“看不懂”的决定:将总行迁往上海,放弃钞票发行权。他认为,迁都上海,可使得银行处在全国金融中心,便于业务发展,而且远离省府,经营上就能少受政治的干预和控制。至于放弃特权,同样出于长远考虑——如果保留发行权,省政府见钞票随时可以发行,会认为向银行要钱是天经地义的事,银行必然会重蹈过去“官钱局”的覆辙,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

    陈光甫以美、英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为参考,采取了一系列新式经营方法,努力革除“官钱局”的旧习气,试图在刚刚起步的中国金融行业树立一种规范、透明的新风气。江苏银行的业务开始渐渐上轨。但一场意想不到的飞来横祸,打乱了陈光甫的全盘计划。

    此时,袁世凯已经夺得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发动的讨袁二次革命被挫败,革命党领袖们不得不再次流亡日本。袁世凯随后四处捕杀革命党人,当他得知炮轰江南制造局的反袁兵舰竟然是从江苏银行支取军费后,立即下令追杀时任江苏银行总经理的陈光甫。侥幸的是,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是陈光甫的同乡兼同僚,素与之交好。在他的竭力开脱和周旋下,陈光甫才免于一死。袁后来派辫帅张勋接任江苏都督,张勋要求江苏银行“抄报银行存户名单”,遭到陈光甫的拒绝。张勋勃然大怒,免去陈的职位。

    归国之后短短几年的种种遭遇,让陈光甫陷入迷茫。政局动荡,风云变幻,个人的理想和抱负是如此脆弱。对他曾有知遇之恩的两位靠山:封疆大吏端方和江苏都督程德全,一个死于非命,一个遁入空门。政治是危险的,最好是远离政治。陈光甫决心避开官场干一番自己的事业。

    “小小银行”的金融之道

    下面做什么呢?还是办银行!陈光甫决定,办一家不依赖于官府、不受官僚政客控制的新式私营银行。

    1915年的上海滩,已经是远东的金融商业中心。各种中外公私银行林立,租界里有花旗、汇丰、三井等实力雄厚、经营成熟的外资大银行;还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十多家中资银行;旧式钱庄生意的发展势头也很猛。

    办银行最需要的是资金。此时的陈光甫虽近乎两手空空,却信心满满。他认为他所计划开办的新式银行,一开始并不需要巨额资金,也不必和其他商业银行较量股份金额的多少。先期集资,然后逐步增加存款,同时增加放款,只要资金的积聚和运用得当,所面临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1915年6月2日,宁波路9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下文简称“上海银行”)正式开业。开办的资本额名为10万,实则仅为7万,陈光甫的朋友——前洋务派官僚、买办庄得之认股22500元,陈光甫囊中羞涩,只认了5000元,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庄得之帮助垫付的。这是当时上海滩最穷的一家银行,被人戏称为“小小银行”。开业仪式上,陈光甫不敢办酒席,不敢请同业董事,连银钱公会的董事朱五楼都不敢请。这一年的年底,一位忽然到访的来客为陈光甫送来了雪中之炭——1万元股金。受托之人正是流亡海外的前民国大总统、当年曾受赠5美元的孙中山,而送钱来的人则为孔祥熙。孙中山慷慨解囊后,宋氏姐弟和其母倪桂珍也投来5000元股金。至此,“小小银行”的资金在半年内已经翻了一倍,达到20万元。

    没有官办银行或实力雄厚的银行可作为押借款的道契,也还没有像钱庄那样与洋商银行进行业务往来的资格。这家“小小银行”究竟如何在上海滩闯出自己的道路呢?当时的银行基本都是以权贵巨商为吸储对象和贷款对象,比如北四行中最新派的金城银行,创办时北洋军政官僚和前清遗老的存款占了90%,1927年增资以后,北洋军阀和官僚的投资仍然占一半以上。这种状态极大地制约了银行的发展,一方面,银行的资本来源过分依赖于官僚权贵或者政府存款。这种存款非常不稳定,一笔存款的转移就会对银行的经营产生致命打击。另一方面,资金来源的特性使银行不敢也不愿意向工商业投资,他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捕捉到最快的挣钱机会,于是,只能投机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或者经营政府公债。

    上海银行一开始就把“注重储蓄”放在首位,彻底告别“官商”办银行的传统。通过大量吸收储蓄存款,迅速扩大自己的银行资本,找到发展的通路。陈光甫把“服务”定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行训,他提出六条原则:要不辞琐碎,不避劳苦,不图厚利,为人所不屑,从小做起,时时想办法。

    “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当时的钱庄根本瞧不上小额存款,特别对银元存款,一般连利息都不付。陈光甫特别注重小额储蓄存款,把存户定位为收入不高的中低层社会成员,如一般职员、教员、家庭主妇等等,并在营业室门面、流程和办公方式上力求使银行的形象平民化。虽然都是小额存款,但是由于储户面广,加之资金稳定,集腋成裘,成效可观。

    为了吸引储户,上海银行打出了“一元开户”的广告。一天,营业所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对方带来100元,要求上海银行为他开设100个户头。银行的工作人员接待了他,一张接着一张地为他填写储蓄存单,一直填完100张。很快,上行信守诺言的消息就传遍了上海。以社会大众为服务对象的“小小银行”终于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到1936年,上海银行的储户共计15万7千余人,按当时人口5亿计算,每3000人中就有一人在该行开户。渐渐地,其他各家银行也开始仿效上海银行的做法,形成风气。陈光甫本人和上海银行也在社会上获得了良好的信誉。

    围绕服务时时创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推出了诸多的“最早”:最早推出各种新型储蓄品种,如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蓄基金、养老储金和婴儿储蓄,发行储金礼券——分红色和素色两种,用于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最早在银行中设立调查部;最早开设旅行支票;最早从事外汇业务和农业贷款;最早使用机器记账;最早将银两与银元并用;最早经营外汇业务。此外,推行对物信用,开创货物抵押贷款。

    陈光甫非常注重向民族工业放款,以利其发展。张骞在南通创办的实业集团——大生集团,就曾得到上海银行的支持。上行的南通分行由此诞生,成为上行最早的分支机构之一。上行的另一个放款大户,是荣宗敬、荣德生的申新集团——申新纱厂和福新面粉厂。1934年,荣氏兄弟的申新纱厂陷入困境,因债务太多,到期无法偿还。陈光甫联合几家华商银行组成银团,以申新纱厂的资产做抵押,继续放款,清偿了荣氏兄弟的债务,帮助申新七厂渡过了一次最严重的危机。这种雪中送炭的商业行为被业界视为最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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