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的百年金融发展史上，关系着民生命脉的金融体系，一直牢牢地控制在政府的威权之下，官商不分，只是一个为官僚资本掠夺民间财富的工具。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真正能称得上银行家的人并不多。
1897年，由李鸿章、盛宣怀主办的中国首家私人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沪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发端。此后不久，在金融买办与官商林立的上海滩，崛起了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陈光甫。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企业家，创办了中国最成功的私人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更重要的是，他比别人更自觉、更彻底地扬弃了“官商”办银行的传统，而代之以更为专业化的金融创新和服务意识。有人将其媲美于美国的金融大亨摩根，称他为“中国摩根”。对陈光甫而言，他只是想做一个更纯粹的金融企业家，不为政治威权所左右。
风光背后是万般艰辛。在夹缝中求生存，在有限空间里寻求发展，陈光甫的努力与探索，内心的矛盾与挣扎，是中国近现代商业金融史上一段不可缺少、令人折服又心生感慨的往事。
“官商”生涯——历史的完成，充满着偶然与必然
陈光甫1881年12月17日出生于素有钱庄生意传统的江苏镇江。其父为经营火油生意的商人，后到汉口的报关行谋职，当他看到外商在中国雄厚的商业势力，决意让年幼的次子到汉口报关行当学徒。在父亲的安排下，陈光甫努力学习洋文，为将来的前途预谋出路。
事实证明，老父的确颇有远见。正是因为英语特长，陈光甫1904年争取到了赴美参加圣路易国际博览会的机会。这一年成为他一生通达的起点。在博览会上，他邂逅了孙中山。孙中山当时在美国旅行考察，为推翻清政府奔走。身为清廷外派人员的陈光甫对这位“乱党分子”早有仰慕之情，两人促膝长谈，甚为投机。孙中山竭力劝说他参加革命党人组织——兴中会，缺乏思想准备的陈光甫没有答应，但是，他拿出口袋中的5块美金资助孙的革命，两人从此结缘。博览会结束之后，陈光甫选择继续留在美国学习商科。
1909年，陈光甫获得商科学士学位后回国。此时，当年主持赴美国际博览会的官员陈琪正在筹办朝廷的洋务实业——“南洋劝业会”，他深知陈光甫是个干才，邀请他参与筹备。劝业会结束后，经人推荐，陈光甫得到“清理江苏财政局”总办应德闳的重用，帮他佐理财务，进而得到当时的江苏巡抚程德全的赏识。这正是辛亥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程德全因为响应革命，得以担任江苏都督，他任命陈光甫为省财政司副司长。在他的支持下，陈光甫终于等到施展拳脚的机会，把从海外学到的现代商业思想投入实业运用。他把江苏的两家官钱局进行改组扩展，创办江苏兴业银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
这是一家官办银行，拥有发行钞票等诸多特权。经过缜密思考后，陈光甫却做出两个让人“看不懂”的决定：将总行迁往上海，放弃钞票发行权。他认为，迁都上海，可使得银行处在全国金融中心，便于业务发展，而且远离省府，经营上就能少受政治的干预和控制。至于放弃特权，同样出于长远考虑——如果保留发行权，省政府见钞票随时可以发行，会认为向银行要钱是天经地义的事，银行必然会重蹈过去“官钱局”的覆辙，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
陈光甫以美、英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为参考，采取了一系列新式经营方法，努力革除“官钱局”的旧习气，试图在刚刚起步的中国金融行业树立一种规范、透明的新风气。江苏银行的业务开始渐渐上轨。但一场意想不到的飞来横祸，打乱了陈光甫的全盘计划。
此时，袁世凯已经夺得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发动的讨袁二次革命被挫败，革命党领袖们不得不再次流亡日本。袁世凯随后四处捕杀革命党人，当他得知炮轰江南制造局的反袁兵舰竟然是从江苏银行支取军费后，立即下令追杀时任江苏银行总经理的陈光甫。侥幸的是，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是陈光甫的同乡兼同僚，素与之交好。在他的竭力开脱和周旋下，陈光甫才免于一死。袁后来派辫帅张勋接任江苏都督，张勋要求江苏银行“抄报银行存户名单”，遭到陈光甫的拒绝。张勋勃然大怒，免去陈的职位。
归国之后短短几年的种种遭遇，让陈光甫陷入迷茫。政局动荡，风云变幻，个人的理想和抱负是如此脆弱。对他曾有知遇之恩的两位靠山：封疆大吏端方和江苏都督程德全，一个死于非命，一个遁入空门。政治是危险的，最好是远离政治。陈光甫决心避开官场干一番自己的事业。
“小小银行”的金融之道
下面做什么呢？还是办银行！陈光甫决定，办一家不依赖于官府、不受官僚政客控制的新式私营银行。
1915年的上海滩，已经是远东的金融商业中心。各种中外公私银行林立，租界里有花旗、汇丰、三井等实力雄厚、经营成熟的外资大银行；还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十多家中资银行；旧式钱庄生意的发展势头也很猛。
办银行最需要的是资金。此时的陈光甫虽近乎两手空空，却信心满满。他认为他所计划开办的新式银行，一开始并不需要巨额资金，也不必和其他商业银行较量股份金额的多少。先期集资，然后逐步增加存款，同时增加放款，只要资金的积聚和运用得当，所面临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1915年6月2日，宁波路9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下文简称“上海银行”)正式开业。开办的资本额名为10万，实则仅为7万，陈光甫的朋友——前洋务派官僚、买办庄得之认股22500元，陈光甫囊中羞涩，只认了5000元，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庄得之帮助垫付的。这是当时上海滩最穷的一家银行，被人戏称为“小小银行”。开业仪式上，陈光甫不敢办酒席，不敢请同业董事，连银钱公会的董事朱五楼都不敢请。这一年的年底，一位忽然到访的来客为陈光甫送来了雪中之炭——1万元股金。受托之人正是流亡海外的前民国大总统、当年曾受赠5美元的孙中山，而送钱来的人则为孔祥熙。孙中山慷慨解囊后，宋氏姐弟和其母倪桂珍也投来5000元股金。至此，“小小银行”的资金在半年内已经翻了一倍，达到20万元。
没有官办银行或实力雄厚的银行可作为押借款的道契，也还没有像钱庄那样与洋商银行进行业务往来的资格。这家“小小银行”究竟如何在上海滩闯出自己的道路呢？当时的银行基本都是以权贵巨商为吸储对象和贷款对象，比如北四行中最新派的金城银行，创办时北洋军政官僚和前清遗老的存款占了90％，1927年增资以后，北洋军阀和官僚的投资仍然占一半以上。这种状态极大地制约了银行的发展，一方面，银行的资本来源过分依赖于官僚权贵或者政府存款。这种存款非常不稳定，一笔存款的转移就会对银行的经营产生致命打击。另一方面，资金来源的特性使银行不敢也不愿意向工商业投资，他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捕捉到最快的挣钱机会，于是，只能投机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或者经营政府公债。
上海银行一开始就把“注重储蓄”放在首位，彻底告别“官商”办银行的传统。通过大量吸收储蓄存款，迅速扩大自己的银行资本，找到发展的通路。陈光甫把“服务”定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行训，他提出六条原则：要不辞琐碎，不避劳苦，不图厚利，为人所不屑，从小做起，时时想办法。
“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当时的钱庄根本瞧不上小额存款，特别对银元存款，一般连利息都不付。陈光甫特别注重小额储蓄存款，把存户定位为收入不高的中低层社会成员，如一般职员、教员、家庭主妇等等，并在营业室门面、流程和办公方式上力求使银行的形象平民化。虽然都是小额存款，但是由于储户面广，加之资金稳定，集腋成裘，成效可观。
为了吸引储户，上海银行打出了“一元开户”的广告。一天，营业所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对方带来100元，要求上海银行为他开设100个户头。银行的工作人员接待了他，一张接着一张地为他填写储蓄存单，一直填完100张。很快，上行信守诺言的消息就传遍了上海。以社会大众为服务对象的“小小银行”终于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到1936年，上海银行的储户共计15万7千余人，按当时人口5亿计算，每3000人中就有一人在该行开户。渐渐地，其他各家银行也开始仿效上海银行的做法，形成风气。陈光甫本人和上海银行也在社会上获得了良好的信誉。
围绕服务时时创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推出了诸多的“最早”：最早推出各种新型储蓄品种，如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蓄基金、养老储金和婴儿储蓄，发行储金礼券——分红色和素色两种，用于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最早在银行中设立调查部；最早开设旅行支票；最早从事外汇业务和农业贷款；最早使用机器记账；最早将银两与银元并用；最早经营外汇业务。此外，推行对物信用，开创货物抵押贷款。
陈光甫非常注重向民族工业放款，以利其发展。张骞在南通创办的实业集团——大生集团，就曾得到上海银行的支持。上行的南通分行由此诞生，成为上行最早的分支机构之一。上行的另一个放款大户，是荣宗敬、荣德生的申新集团——申新纱厂和福新面粉厂。1934年，荣氏兄弟的申新纱厂陷入困境，因债务太多，到期无法偿还。陈光甫联合几家华商银行组成银团，以申新纱厂的资产做抵押，继续放款，清偿了荣氏兄弟的债务，帮助申新七厂渡过了一次最严重的危机。这种雪中送炭的商业行为被业界视为最好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