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大量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业绩评价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国业绩评价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饱含计划经济色彩的评价指标；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与财务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国有资产监管与综合业绩评价体系推广；中央企业改革与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业绩评价理论与方法的演进有很大特殊性。中国企业业绩考核评价的产生并不是出于增强企业诚信和提高资源配置的需要，而是国家为加强国有企业管理与控制，保障企业实现政府目的而采取的计划管理措施。王斌教授提出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业绩评价演变的主要制度诱因：从产权模糊、到产权界定、再到产权管理。整个演变历程体现了中国企业改革的基本状态，业绩评价制度由单一性向财务性再到战略性的演变。从业绩评价体系建设来看，西方国家先进的业绩评价方法正逐步被我国企业接受，如平衡计分卡、业绩金字塔等，在业绩评价中不再仅仅考虑传统的财务指标。同时，企业的业绩评价逐渐融入到整个企业的战略管理过程中，并将战略目标作为业绩评价的起点和管理的起点。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在传统业绩评价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企业战略经营管理要求。由于业绩评价机制具有事先预期性，因而其又作为评价公司战略合理性、战略执行力的基本控制手段。可见，业绩评价制度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与被评价主体奖惩挂钩的制度安排，而是构成组织管控体系的核心机制。
政府绩效评价是另一独特的研究领域，随着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推进，政府绩效评价体系成为政府现代化公共管理模式的重要制度。王开田等学者就当前我国政府行政管理的问题，在充分分析“三E”理论（经济、效率与效果）、“三D”理论（诊断、设计与发展）和“cs”理论（顾客满意度）适用性的基础上，提出基于“问责、绩效和能力”全方位评估的政府绩效APC评估理论，并建立了我国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模型和方法。
业绩评价体系管理模式从理论上来讲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公司治理和经营管理机制，但理论界通过实证研究却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和阐述。吕长江等学者针对管理者激励的两种假说——“最优契约论”与“管理权力论”，结合制度背景对我国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激励补偿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管理者权力并没有真正提高企业绩效，却成了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创造虚假业绩的重要来源，管理者利用权力改变其薪酬组合，萃取租金，权力收益没有起到激励作用。论文通过对我国国有企业中股东、董事会和管理者的关系与制衡力度的分析，揭示了管理者权力的泛滥与侵占效应。张思磊等学者从业绩评价指标体系以及评价效果两方面人手，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了解了我国企业业绩评价体系的应用和效果，认为我国企业在业绩评价指标的选择和应用上能较科学地将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相结合，将因果联系及战略指标相结合。通过业绩评价得到较好的评价效果。当然，我国企业业绩评价中还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如评价体系内部仍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企业管理者还没有充分认识学习和创新的重要性，其学习、创新性激励不足；在增进员工满意度和归属感、避免关键员工流失、激励创新和避免短期行为方面，业绩评价效果还不尽如人意；业绩评价中，不太注重客户和市场等方面的非财务指标等问题。
五、成本管理理论与环境管理会计的创新
傅元略教授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在理论分析中突破交易成本理论的约束，应用企业网络理论阐明了企业集群的协同管理机制建立及其相应关系，研究发现改善企业集群的成本协同管理效率，可增加和分享企业集群协同效应价值。同时在理论上突破了区域经济学研究集群效应的局限性，从企业微观和创造价值的视角研究了如何利用集群的协同管理来创造企业价值。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集群成员企业对协同管理的认同度越高，集群成本协同管理的财务效应价值就越大；核心企业发挥的影响力越大，财务协同效应的效果越好。
从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来看，成本管理决定着企业经营管理的成败，管理会计理论研究应特别关注成本与产品和经营决策的相关性。学者张明明认为成本信息相关性缺失的原因主要是为了满足财务会计对外报告的需求而改变了基于生产流程的成本核算模式，使管理会计丧失了独立性。其根源在于成本信息的处理成本太高。随着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让信息处理成本大幅下降。通过集成技术，使得追踪记录每一条生产线上的资源消耗成为可能，因而能直接采集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数据。产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新技术生产制造执行系统（MES）可以实时收集生产过程数据，实现了成本与产品的一一对应关系，能够在底层控制系统和管理信息系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实现双向数据流通，为实现基于生产流程的成本核算提供了技术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