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分置、公司治理与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
简介：[摘要]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产权基础，但股权分置的制度缺陷使得流通股东和非流通股东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导致公司治理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也使得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本文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在股权分置下治理结构的缺陷，并对完善我国公司治理机制提出 ...
[摘要]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产权基础，但股权分置的制度缺陷使得流通股东和非流通股东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导致公司治理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也使得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本文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在股权分置下治理结构的缺陷，并对完善我国公司治理机制提出了改进意见。
[关键词] 国有股 股权分置 公司治理 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
[作者简介]刘章胜（1965、10—），男，湖南宁远人，永州职业技术学院会计金融系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企业财务管理与财务分析。
一、 引言
作为转轨经济过程中引入的制度安排，我国的上市公司多系国有企业人为改制而成，而非古典企业制度发展的自然结果。我国证券市场设立的初衷也并非基于融资的考虑，而是为国企改革和解困服务。同时，为了保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不动摇，保持国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力，国家在股权安排上分别设置了国有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目前，在我国1400多家上市公司的总股本中，64%属于不能上市流通的国有股（或法人股），其余为能够流通的社会公众股，这两类不同性质的股票构成了“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利”的股权分置态势。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是我国特殊国情和特殊背景下的产物，但它已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制度性障碍。股权分置直接导致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既不合理，也不规范，进而使公司治理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股权分置还损害了上市公司的利益机制，使上市公司的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处于完全不协调甚至对立的状态，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管理行为严重扭曲，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因此，股权分置问题不解决，公司治理的内部和外部机制便难以发挥作用，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也就无法谈起。
二、 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一般性分析
通俗地讲，股权结构就是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即股权集中度。而严格的公司治理定义是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情况下发生的，公司治理是指通过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或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性，从而最终维护公司各方面的利益（李维安，2001）。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的整个制度安排中，可以被视为该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产权基础。股权结构（集中度）不同，公司治理的形式也会不同（费方域，1998）。在股权高度集中（日德模式）的情况下，大股东的利益与公司的经营状况密切相关，因此作为拥有强势地位的大股东有更大的动机和能力来监督公司管理人员，防止或减少内部人控制，改善公司经营管理（Li,2000），但解决了股权分散条件下的外部公众股东难以治理内部管理层的问题之后，又产生了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问题，“当大股东股权比例超过某一点、基本上能够充分控制公司决策时，大股东可能更倾向获取外部少数股东不能分享的私人利益（Shleifer and Vishny,1997）；而在股权高度分散（英美模式）时，虽然能较好地解决分散化的投资者控制公司的问题，有效地保护以社会公众为主的小股东的利益，但小股东通常没有主动进行公司治理的动力，或出于成本的考虑而存在“搭便车”行为，因而公司的经营者掌握了实际控制权，容易产生“内部人控制”。
三、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现状扫描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属于高度集中的类型，这与日德模式有很多相似之处，却与英美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我国上市公司在引进日德模式进行公司治理实践的过程中，却表现出严重的水土不服。我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的行为却与日德模式大股东的行为迥然不同，反倒表现出股权分散时的公司经营者行为。国有股“一股独大”，股权高度集中，公众流通股比重偏低的股权分置状况，违背了现代公司产权主体多元化和股权分散化的要求，必然导致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
1、 普遍存在大股东是“虚拟所有者”的现象
如前所述，由于我国的上市公司多系国有企业改制而成，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虚拟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尽管国资委建立了以层级授权经营为特征的国有资产委托代理体制，但这些出资者代表既不是实质意义上的投资者，也不是资本的真正所有者，因此极易产生“内部人控制”，他们不可能主动去完善公司治理而作茧自缚。再加上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效用函数的差异及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经营者往往会为了各种自我目的而违背股东的利益（潘秀丽，2005），因此，大股东的利益都无法得到保证，遑论中小投资者。
2、 股权集中度过高，呈现出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畸形结构
股权集中度过高主要是指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比重过大，上市公司实际上处于第一“大股东”的超强控制状态。股权大量集中在产权残缺、行政负担严重的国家股股东手中，必然造成大股东监控的无效率，不利于公司经营者在更大的范围内接受多元化产权主体对公司经营活动的监督和约束，且有可能使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受损，而且也使得国有资产处于一种“游离”状态。此外，这种畸形的股权结构还使得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大大降低，公司外部市场机制的评价和约束功能被弱化。
3、 大股东“超强控制”，董事会缺乏独立性，监事会形同虚设。
股东大会是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重要形式，是股东行使监督权、表决权和知情权的重要平台，但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国有股“一股独大”，使得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缺乏代表性，股东大会成为了实质上的“大股东会”，大股东的“超强控制”使股东大会成了大股东的“一言堂”。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任命也有悖于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政府以行政方式任命公司董事，在公司的董事会中更多的是大股东的代表，董事执行决策听命与政府，而不是基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和发展事态（岳彦芳，2002）。监事会成员也基本上是从内部产生，其身份和行政关系不能保持独立，加上他们的自身素质低下和专业知识的匮乏，致使监事会基本上无法承担起其应有的职责，外部监事又极少参与监事会，所以导致监事会形同虚设。中小投资者“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失灵，其合法权益被剥夺，从而产生了很多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现象。
4、外部治理机制不完善。
（1）、政府控制呈现两重性。政府持股（即国有股东）是中国股票市场的主要特征之一。国有股东的“攫取之手”（grabbing hand）借助国有产权对公司资源配置的政治或行政干预，损害了企业表现，从而造成了企业的价值损失，但经营者会利用政府对企业行政上的“超强控制“而推卸经营责任，转嫁自身的风险。此外，国有股东还可以利用“帮助之手”(helping hand)对企业实行微妙的政策倾斜及特殊的优惠待遇，从而提高企业价值（田利辉，2005），但这又会加剧不公平竞争，使国企经营者利用垄断优势坐享其成。
（2）、公司治理的法律环境不完善。近年来，LaPorta等人的一系列研究发现，一国的法律体系对其公司治理具有重要影响。也就是说，一国的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公司治理结构和水平，良好的公司治理必定要以有效的投资者法律保护为基础。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肆意侵害行为屡屡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投资者法律保护不力（夏立军、方轶强，2005）。现行《公司法》对股东议事规则规定不明，对股东权的规定原则性强而可操作性弱，也未规定独立董事制度等，因此大股东能轻而易举地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证券法》是在我国的证券市场设立8年后才姗姗来迟，况且其实施结果也未能使投资者得到实质性保护。
（3）、经理人市场未能得到有效的发展。经理人市场也是一种从外部监督公司经营者的重要治理机制。经理人市场将不断评价公司经营者的业绩，迫使经营者避免因经营不善被替换或被解雇而努力工作。但我国的经理人市场未能得到有效的发展，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微乎其微。
（4）、银行监督名存实亡。银行对公司行为虽然不能进行直接干预，但可以通过对公司签订约束性条款来实施监督，这种约束性条款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也是非常有效的。债务作为一种担保机制，能够促使经营者努力工作（Grossman and Hart,1982）.银行作为国企最大的债权人，应当在公司治理机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根本没有内在的还债压力和自我约束动力，因而导致本应成为预算硬约束的银行债务却变成了预算软约束，银行监督名存实亡。
四、 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几点思考
由于法律和经济体制上的差异，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分置的现状决定了其公司治理结构既不同于日德模式，也不同于英美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国有股“一股独大”但国有大股东是“虚拟所有者”，“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以及非流通股东与流通股东之间的权利和利益不一致。这些特征决定我国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保护中小流通股股东的权益（陈晓 王琨，2005）。
1、推进公司治理完善的真正动力是股东而绝非政府监管部门，这就要求政府要抛弃那种家长式监管思维，“把恺撒的还给恺撒，把上帝的还给上帝”。就中国的上市公司而言，如果大股东不能积极参与并主动去完善公司治理，那么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便会成为空谈（陈锐，2005）。因此，必须在解决“所有者缺位”和股权分置问题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利益驱动，促使大股东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司治理。但同时也必须通过法律与制度的完善来防止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信贷担保和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式来掏空上市公司，侵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2、逐步地并一劳永逸地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彻底抑制一股独大结构下大股东权力滥用，使非流通股东和流通股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形成公司治理的共同利益基础。但即使股权分置问题解决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的状况也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因此，在现阶段国有股减持受到历史遗留问题和现行体制制约而难以实施的情况下，通过将国有股的所有权分配给利益不完全一致的政府机构和控股公司，增加控股股东的数量和相互间的制衡能力，改“一股独大”为“多股同大”，同时对第一大股东的最高持股比例加以限制，可能是完善公司治理行之有效的选择（陈晓 王琨，2005）。此外，培育证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以利于形成多元化的产权主体的制衡关系（董秀良，2001）。
3、不同法律体系对投资者保护效力的差异是导致国家之间公司治理和股权结构差异的根本原因（La Porta,2000）。我国属于民法系国家，对各项法律的制定是以规则的形式体现，因而难以避免公司内部人绕过法律侵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但基于各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差异，因此我们应该借鉴而不是照搬英美法系的立法原则，使我国公司治理机制更侧重于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新《公司法》不仅吸收了“累积投票制”和“股份收买请求权”，而且还设立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这种“可诉性”使中小股东可以用法律的方式和大股东平起平坐，实在不行还可以退股，切实保证了中小股东的资金安全。“国九条”也指出要把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
4、从根本上讲，公司治理旨在克服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情况下公司运营中可能出现的代理问题。我国上市公司的的代理问题是双层次的，第一是所有者与经营者（即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第二是控股股东（即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代理问题。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所有者、大股东及经营者往往很难区分，尽管十六大后我国建立了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但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委托代理问题也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所以，我国公司治理的核心仍是如何解决“大股东—管理层”同盟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我国引入独立董事的初衷是为了让其作为“局外人”（outsider）来权衡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但实际情况是独立董事地位不独立并缺乏实质性的监督权而成为“花瓶董事”。因此，要保证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就必须要确保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做到形式与实质的统一，同时还要建立对独立董事与管理层合谋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处罚机制（赵海林等，2005）。健全董事制度，避免股东大会成为大股东的“一言堂”。引进“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以防止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也是完善公司治理所必需的。
5、日本的主办银行制和德国的全能银行制不是我国银企关系的最佳选择，除非国有银行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另外，我国的法律规定商业银行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机构和向企业投资。我们不知道作出如此规定的深层原因，所以实行保持距离型银企关系，对企业进行“相机条件”下的控制，是我国的一种现实选择（李红霞，2004）。此外，充分竞争的经理人市场是一个交易成本较低的制度安排，使两权分离条件下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激励不相容变成相容，因此我国应加强经理人行为的市场约束机制，为完善公司治理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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