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先生慎思明辨，砥砺完美的学术品格
先生的生命历程，可以说是一部孜孜不倦的奋斗史，是一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恢弘乐章，勤奋严谨、追求完美是其主旋律。在他的词典中，似乎没有“大概”、“差不多”这样的字眼，有的都是“借贷必相等”的要义。大家知道，先生的文章多而精彩，《中国会计的现代化问题》、《会计信息系统一评、二评、三评》、《论会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问题》、《效益十策》等文章，可谓才思横溢，影响远大，堪称会计学扛鼎作品之一。然而人们知之较少的是，精彩篇章的背后是先生衣带渐宽的辛劳，是杜鹃啼血般的用心。每次落文之前，先生总是反复思考，反复比较，如负重前行的骆驼；每次成稿之后，先生总是反复朗读，反复修改，如反复雕琢的春蚕；不敢说是语不惊人誓不休，至少是语不圆满修不止。
先生讲课之精彩更是备受赞誉。直到今天，我还常常忆起先生的课堂及讲座从来都是座无虚席，有时甚至过道上都站满了人。讲台上成功的45分钟，是由讲台下几倍辛苦的备课而来。新讲的课如此，反复讲过的课也如此；对博士生讲的课如此，对本科生讲的课也如此。可以讲，先生的每节课都追求完美。我记得先生说过，他从来不允诺准备时间少于半个月的讲座邀请，因为他需要充分准备。正因为如此，兼之原本就学养丰厚，使得讲课的先生思接千载，听课的学子视通万里，那种氛围、那份情景、那个感觉、那样享受，所有听过他讲课的人都难以忘记，都回味不已。
学习先生爱生如子，大爱无言的育人情怀
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指出，各种生命活动范围可以归结为四等，由低到高分别是：混沌天然的“自然境界”；讲求实际的“功利境界”；“正其谊，不谋其利”的“道德境界”；超越世俗的“天地境界”。我认为，杨先生对于教育事业、对于学生的爱是超越功利、不计得失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栽桃培李”的深切热爱，可以说是进入了一种大爱无言的“天地境界”。
杨先生爱生如子的故事太多太多。有人说先生一生著述丰硕，但实际上先生指点别人写的文章和帮助别人改的文章，都比自己写出的作品多得多。先生涉猎的领域甚广，对于会计史、审计史、经济史、文学史均有较为透彻的研究，但是囿于时间等多种原因，一直未能系统成书，只是在先生西去后由学生整理出版了会计史遗著《1949-1992年中国会计制度的演进》，这不能不说是先生完美学术生涯中的些许遗憾。但是，先生生前将自己对于会计、审计史的研究心得毫无保留地传授，很好地帮助了郭道扬教授《中国会计史》及文硕教授《世界审计史》的成书出版，这也算是对先生毕生辛勤耕耘的一种补偿和告慰吧？！据我所知，潘同生教授在编著《中国经济诗今译》一书时，也曾蒙先生多次热心指教和细心点拨。我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读书时所写的本科毕业论文《中国审计史》，先生也给予了很多的指点、帮助，特别是亲自动手修改至少有三四遍之多，有的章节中密密麻麻满是先生的批注，至今我还记得其中激发我一生对会计审计投入热情和对事业执著追求的一句勉励性评语——“你对审计史研究作出了你力之能及的贡献”。正是在先生的指导、修改和推荐下，这篇文稿得以被几十家报刊转载。今天想来，与其说它是我的学术成果，倒不如看作是先生以及郭道扬先生、何任远先生至诚关爱、无私奉献的结果。
学习先生只讲奉献、不计索取的立身操守
先生常言：“人生到底怎样来度过才算有价值？会计上，资不抵债要破产，我想人的一生中，如果奉献不抵享受，恐怕也只能算是一个破了产的没有价值的人，一个道德上有问题的人，一个人格不高尚的人。这个想法经常会使我想起我国古代知识分子在出、处、辞、受四个字上那种十分严肃、守身如玉的功夫，并在这一问题上保持一种我并不总能做到的比较不苟的态度。”众所周知，先生是一位十分注重节俭的人：餐桌上鲜有丰盛的饭菜；数次赴台讲学所着西服只是花80元钱买布去做的，足下之履乃花50元钱在小商品市场上买的，而这身行头每每在重大场合用及；因事外出从来不用公车，每每都是以高龄之身与学生们同挤公共汽车。记得有一年夏天先生来北京讲学，他和老伴住在极其普通的房间里，用一台直径只有6寸的小电扇驱暑，让前去看望的我肃然起敬。然而，先生却一举将节衣缩食的10万元悉数捐出，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设立“勤诚助学金”以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我的一位同学因为偏科而休学，先生数度向学校反映千万不要误了他的学业，还亲自请他到家中长谈，指点他前进道路。先生用他一生的追求，践行了他所列示的“贡献-享受=生命价值”的人生意义公式。
仰望就是追求崇高。也许我们抵达不到崇高，但我们还是应该自觉仰望。仰望中有缅怀，也有崇敬；因缅怀而崇敬，因崇敬而缅怀。仰望中有探索，也有奋进；因探索而奋进，因奋进而探索。贝多芬说：“打开心坎的东西，必定来自天空。”我们要像仰望星空一样仰望大师，通过仰望把立在大地上的血肉之躯与高高翱翔在天际的精神品格结合起来，支撑起富于意义与价值的生命世界。
